《萧红小说研究优秀5篇》
萧红小说的仪式性分析 张义 篇1
逃离绝境的献祭
——论萧红小说中的仪式性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义（21131511049）
在萧红短暂的创作生涯中，最显示作家灵魂书写的是她的小说。从1933年的《王阿嫂的死》、1935年的《生死场》到1940年的《呼兰河传》、1941年的《小城三月》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处于社会大动荡下作家生存空间的狭窄，尤其是女性作家的命运，更是与女性的自身密不可分。在她的小说中，我们会看到大量有关民间仪式的描写，这些仪式都与女性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西方批评界有关仪式的研究一直与神话、巫术紧密相连，本文所要提到的仪式理论来源于马林诺夫斯基在《巫术与宗教作用》中所提出的观点：“所有的巫术和仪式等，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萧红小说中的女性经历着这些生命的基本仪式，仪式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因此本文试图结合仪式理论与女性主义的观点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女性在仪式中的被动性与主动性，以及女性是否通过这些仪式得到了满足或是说解脱，并以此来反观女性在仪式中的献祭命运。
一 嫁娶仪式——女性的献祭
在萧红的小说中出现了一些民间嫁娶的仪式，这一仪式在萧红的笔下充满了意味，这不仅仅是婚姻的开始，也是女性走向婚姻祭坛的开始。但是在文本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没有通过这一仪式而成就的婚姻，隐性的仪式那就是女性由女孩走妇人，这也是一种仪式，一种无外在表现的仪式。无论是显性仪式的婚姻还是隐性仪式的婚姻，女性的地位或是价值都是没有改变的，都是男性社会中的一个客体，一个附属品，一个婚姻的祭品。
在女性举行显性婚姻仪式之前，要有一个订婚的仪式，这是显性婚姻仪式必经的一个过程。在《呼兰河传》第三章中作者讲到在看戏的时候，人们在闲聊的时候就提及了一种订婚的仪式，订婚酒喝过之后就要过小礼，“这种小礼就是在法律上的订婚仪式，一经过了这番手续，东家的女儿，终归就要成了西家的媳妇了。”1在《小城三月》中，这一仪式也出现过。翠姨的妹妹订婚的时候：“定了婚就送来了聘礼，这个城里，从前不用大洋票，而用的是广信公司出的帖子，一百吊一千吊的论。”“但是不久，翠姨就订婚了···不久翠姨就很有钱···聘礼十多万都交过来了”。2这种订婚对于女性而言攀比的是金钱的数目，正因为有了这些钱，无论是妹妹还是翠姨都很有钱了，有了什么时髦流行的东西就会买到手。然而女性始终是作为一种物品被看着，被人欣赏着，她们吸引男性或者能够嫁出去，能够有那么多聘礼是因为美丽的容貌，本身就是祭品，献给婚姻的祭品。在之后的文本出席结婚仪式的时候就进行了交代：“满人才讲究场面呢，所有的族中的年轻的媳妇都必得到场，而且个个打扮的如花似玉。每逢一个客人到了门前，她们是要列着队出来迎接的。”这样的婚礼仪式是女性展示自己的一个舞台，成为供人欣赏的物品，翠姨的价值也是在这样的场景中被估量出来，“就是这一次，翠姨出了风头····女人都来看望她··也许她从来没有这样漂亮过···”，一些客人为目睹翠姨的风采挤到屋里来看她。翠姨成为了人们眼中羡慕的对象，“但是人们羡慕了翠姨半天了，脸上又突然冷落起来···然后彼此对望着，笑了一下，吃菜了。”3这是很有意味的沉默，在这种仪式上，被人的羡慕是已经订婚的美丽翠姨本应该得到的，后来就消失了，这是源于别人想起来她的身世还是想起了她乡下的未婚夫，无论是哪一个，这都象征着翠姨悲苦人生的预言。因此在结尾我们看到翠姨苦笑了一笑：“我的心里很安静，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4翠姨通过死亡来逃离无法生存下去的绝境，在走向婚姻的那一刻，翠姨意识到作为一个女性除了自己的身体她什么也掌握不了，于是就通过折磨自身来获得解救，妇女必须通过折磨自己的肉体来体验文明的篇章。
在显性的婚礼仪式下，许多隐性的婚礼仪式是不被人们所认可的，尤其是在文明相对落后的年代。在《后花园》中，萧红写道：“邻家女儿来了说媒的，不久那女儿就出嫁了。婆家来娶新媳妇的那天，抬着花轿子，打着锣鼓，吹着喇叭，就在磨房的窗外，连吹带打地热闹起来。”这种热闹是婚姻开始的前奏，也是乡村嫁娶仪式的外在表现。但是在冯二成子与王寡妇的婚礼的时候，作者这样写道：“他们不像世界所有的人结婚那样，也不跳舞，也不招待宾客，也不到礼拜堂去。但是他们庄严的很，因为百感交集，彼此哭了一遍。”5这种结果的后续在《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的婚姻中有着诉说，他们被磨坊赶出磨坊，并且小城里的人们对原本讨人喜欢的王大姑娘开始了恶意的污蔑，说她坏，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生死场》中的金枝也是在没有经过婚礼，就与成业私定终身，还有成业的婶子。这些女性在生活中时刻遭受这邻人的白眼，被别人肆意践踏。女性的价值就是传宗接代的使命，然后在生产中死去。男人不再是婚姻之前的爱慕者，而成了导致女性走向绝境的推手。正如成业婶子说的那样到如今她对男人仅有恐怖，男人像石块一样，冷硬的让人害怕。
因此在萧红描写女性婚姻的小说中，女性的颜色大都是灰色的，这种蒙上灰色的女性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依靠着男人，又被男人推向更黑暗的世界。她们只是一个牺牲品，婚姻的牺牲品，她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的说话声音大被认为不是好东西，如王大姑娘，小团圆媳妇。在宗法文明的世界，想要发出自己声音的女性是被认为有恶鬼附身的，小团圆媳妇所受的驱除恶鬼的仪式就是对女性主体的压抑。正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序论中说到：“由于我们植根于女性世界，我们会比男性更熟悉这个世界，更直接地认识到做女人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6无法逃离，有没有这种仪式都无法逃离千百年来压抑女性的宗法制度。
二 生育仪式——母性的献祭
尼采曾经说过：“妇人的一切是迷，同时妇人的一切只有一个答语，这答语便是生育。”7叔本华认为女人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人类的繁殖。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8这种母性的生成在男性作家笔下展示的是女性的价值，女性之所以存在的本质意义，繁衍子嗣历来是一种社会的需求，这种人类本能的需求在男性的笔下是征服女性的象征。而在女性作家的笔下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肉体疼痛过程”，尤其是在萧红的小说中“生存或生育没有任何目的，生存并不是乐趣，感受生命并热爱生命，或有所希冀，生命只是存在”，9并且这种生育的过程带有死亡的仪式性，也就是葬礼伴随着生育，母亲与出生的婴儿仅仅是一种祭品，向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献祭。
这种献祭的仪式始于夏季，始于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在《生死场》中的《刑罚的日子》里写道：“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那女人是快生产了，她小声叫号了一阵，收生婆让一个邻居的老太婆架扶着她，让她做起来，在炕上微微的移动，可是罪恶的孩子总不能生产，闹着半夜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不能安定。为她开始准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私下翻寻衣裳，全家为了死的黑影骚动。”“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
10“没有气了！小产了，李二婶子快死了！”生育带来的母性消匿于痛苦之中。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男人被地主用火烧死，尽管怀有孩子也不得不劳作，劳作与挨打加剧了王阿嫂生育的痛苦：“等到村妇挤进王阿嫂屋门的时候，王阿嫂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中有一个小的、新生的动物在挣扎。”“月亮穿透树林的世界，棺材带着哭声向息港仔移动。村妇们都来相送····棺材合着月光埋到土里了！像完成一件工作似的人们扰嚷着。”11在《呼兰河传》最后一章，“冯歪嘴子的女人是产后死的···我看见了冯歪嘴子的儿子，打着灵头幡送他的母亲。。灵头幡在前，棺材在后，冯歪嘴子在最前面···”。12这都是民间典型的送葬仪式，在这仪式中母亲或婴孩死亡都像是祭奠的物品一样，等待着被埋葬，从而结束痛苦的人生。同时在這些文本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血淋淋的生育现场，血是献祭仪式上的必备品，而且“生产中的流血，它是一种禁忌”这种禁忌说明了女人与血之间有着悲剧性的关联。
在小说中，萧红不止一次的写到女性孕育的过程，这种即将走向女性传统使命的道路不是喜悦的，不是感动的，而是伴随着死亡与诅咒的。在《弃儿》中。萧红写道：“芹十分无能地卧在车里，好像一个龃龉的包袱或是一个垃圾箱。”13在《生死场》写道金枝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等她确信肚子里有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14孕育生命的女体成为一个垃圾箱，令人厌恶的东西，并且成为母亲并没有使得女性获得孕育生命的欣慰，有的只是恐惧。拥有子嗣对于她们来说，累赘大于喜悦，婴孩本身也就是一个祭品，如王婆将孩子放在草堆上，孩子跌落草堆摔在铁犁上死去，这是一种有预谋的杀害，一种选择性的献祭。她说：“要小孩子我会成了一个废物···孩子死不算以回事···我一点都不后悔··以后麦子收成很好···我的麦粒那样大呀！”15孩子成为了收获季节的一个祭品，母性在劳作中丧失。无论是王阿嫂、王婆、还是金枝，她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一种绝境，不去劳作无法生存，母性的本能也无法逃离这种绝境，这种耦合性出现在《生死场》里第三节“老马走进屠宰场”，这本身就是一种预言，一个暗示。这就象征着女性的社会，失去劳动能力或生育能力的女性就得死亡：“不下汤锅，等着饿死吗？”这是一个替身，替代女性走向死亡的祭品。
仪式性的画面充斥着萧红的小说，生育的仪式是间接的，隐藏的，这种仪式隐匿于葬礼的过程中，女性在跨向母性的那一刻，是被同性者包围的，在文本中尤其是乡村中的生育是被妇人们围看着的，这种包围本身就有一种仪式感，正如在她们在生育后走向死亡一样，仪式性的送葬，是一种祭奠，更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绝境。
三宗教仪式——革命性的献祭
处于社会大动荡下的作家，尤其是从沦陷区逃离的女作家，萧红的笔下记载了东北地区在侵略者统治下的黑暗生活，这种黑暗的社会现状反映在作家的笔下便形成了民族群体觉醒的爆发。在这个时期，“历史的惰性结构与外敌入侵摧毁力量的内外夹击，形成了一种民族的与女性共同的绝境”，在这一绝境的逼迫下，在男性启蒙者的世界中，女性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通过参加仪式来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从而逃离这一绝境。
在《生死场》中，作为生活在黑土地上的广大群众而言，生活难以为继，他们进行反抗，于是：“人们宣誓的日子到了！没有寻到公鸡决定那老山羊来代替····东村的寡妇也来了····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寡妇们和亡国的独身汉在李青山行过口号之后，完全用膝头曲倒在天光之中···回声先从寡妇们传出：‘千刀万剐也愿意’。”16这种类似于中国古代征战的祭天仪式出现在小说中，本身就带有着宗教的仪式。伴随着人们觉醒的开始，女寡妇们开始作为革命者登上历史的舞台。虽然在男性的社会中，寡妇们是一种替代，替代死去的丈夫，去完成觉醒者们的使命。但女性作为革命的替代者走向祭坛，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自身也发挥了她的主体性。“当过胡子救过国的女英雄”成为了女性逃离生育，逃离婚姻祭坛的主体形象。
在革命的道路上，不只是有女寡妇们的献祭，还有一批被启蒙的女学生，被杀死的女学生不再是一个令人说三道四的女人，而成为了人们觉醒的启蒙者。之后王婆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战士，这是在黑胡子的秘密到来之后才知道的结局，黑夜像一个神秘的仪式场，在这场仪式中，女革命者作为献祭主体走向死亡，但是这种死亡是女性主体性的选择，是主动地献祭。
然而萧红的小说是极具复杂性的，在女性隐藏母性、妻性之后成为革命的献祭者，去完成类似于宗教的献身，实现自身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逃脱不了绝境的女性除了死亡便是进行宗教性的仪式。这些女性无法完成自身的革命性仪式，失去儿子的老婆婆带着葵花上吊了，死亡又一次蔓延到这个遭受众多苦难的乡村。《汾河的圆月》中小玉的祖母在得知小玉的父亲在抗敌军中病死之后疯掉了，在汾河的旁边，救亡团体的话剧表演就像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一样，人们在话剧中得到启发，得到鼓舞，如虔诚的教民一样鼓着双手，这些对与丧子的老婆婆如同蛙鸣。《旷野的呼喊》中陈姑妈在儿子离家后，开始祭拜灶王爷，“他在灶王爷板上的香炉里，插了三炷香。接着她就跪下去，想着那三个并排的小红点叩三个头”，在这一仪式中，她虔诚的令人感动，但打定了主意的献祭者总是没有逃脱被杀的厄运。当祸事降临的时候，奔走于旷野中的呼嚎着，像是葬礼上的号丧一样痛彻人的心扉。这样的结局多次出现在萧红的其他小说中，如在《北中国》开头就是工人们砍伐百年老树的场景，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中国社会的巨大改变，无所谓的生或者是无所谓的死不再是这一土地上麻木灵魂的借口，整个社会已经掀起一道道波澜。在北中国这块地上，耿大先生从日本人来了以后收拾起自己所有的锋芒，安心做个亡国奴。作为反抗者的儿子投入到了民族的救亡之中，而作为父亲，无法再支配儿子的人生。在得知儿子死后，“耿太太拿着三炷香到房檐头上跪着念《金刚经》”，这一仪式性的动作让我们看到无法摆脱绝境的女性只有通过这些来获得内心的平静。在这些群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时代的重压下，往往选择宗教作为自己逃生绝境的稻草。无论是选择成为尼姑的金枝，还是“那黝黑的屋子好像佛龛，月英好像佛龛中坐着的女佛”，还是选择灶王爷的陈姑妈，她们希望借助这一信仰来化解自己的处境，正像是革命中的女性一样，选择祭天来表达自己的希望。同时这些女性的描写也能给予我们这样的提示，无论是群体性的觉醒还是个体女性觉醒往往伴随着无尽的苦难，在这向征着光明道路的途中是充满着苦难与悲哀的。
萧红小说中生育的描写占据大量的篇幅，婚嫁的描写主要出现在后期的创作中，这与作家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无论是生育还是婚姻带给女性的是无尽的苦难，除了灰色的人生还有时刻伴随的丧葬仪式，这种类似于绝境的生活状态压着女性的主体性。处于时代急转的女性，在与民族同时面临绝境的时期，抓住一根稻草完成自身的转换，进入革命的领域，找到摆脱绝境的突破口。然而这一主体性的实现也需要女性的献祭，只不过这是主动的。
萧红的小说拥有着多重的寓意，在仪式这一层面的解读也仅仅是挖掘作品中的一个意义。如季红真所说：“传统仪式是民间生活得一部分。既是她经验世界的组成，也体现了她深邃的好奇。”17这种好奇延伸着作家的创作，在《呼兰河传》中国，作家整个第二章在讲述呼兰河人对鬼神的各种祭祀，这些仪式是崇仰天地鬼神而贬抑人的自主性，强化人对土地依附关系的仪式。
无论是生育仪式，嫁娶仪式还是宗教仪式都是作家想要表现女性在狭窄生存空间的不幸，即使通过革命的手段是实现自身的主体性，所面临的也终是祭品。在聂绀弩的回忆散文中，听到这样的叹息：“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18
［1］萧红《生死场》漓江出版社
［2］［3］［4］萧红《小城三月》 载于季红真选编《商市街》第299页、第309页2011年现代出版社
［5］萧红《后花园》载于季红真选编《商市街》第251-252页2011年现代出版社
［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作者序》第24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7］尼采《尼采文集》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6 ［8］鲁迅《而已集·小杂感》
［9］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第179页
［10］萧红 《萧红作品精编》 《生死场》第111——112页 ［11］萧红 《王阿嫂的死》季红真选编《商市街》第46页
［12］萧红 《萧红作品精编》 《呼兰河传》第425页漓江出版社 ［13］萧红 《萧红作品精编》 《弃儿》第27页漓江出版社 ［14］萧红 《萧红作品精编》 《生死场》第77页 漓江出版社 ［15］萧红 《萧红作品精编》 《生死场》第88页 漓江出版社
［16］萧红 《萧红作品精编》 《生死场》第137、138页漓江出版社
［17］季红真 《哀祭：悲苦灵魂的庄严凭吊——论萧红文学的基本文体》载于《南方文坛·重读经典》 2011年
［18］聂绀弩《在西安》王观泉主编的《怀念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84年版
新时期小说研究 篇2
《新时期小说研究》讨论发言可选篇目
韩少功：《爸爸爸》、《马桥词典》 王安忆：《小城之恋》、《流逝》、《富萍》 阿城：《棋王》 贾平凹：《商州初录》
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 林斤澜：《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冯骥才：《烟壶》 莫言：《红高粱》 陈忠实：《白鹿原》
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李锐：《厚土》 张炜：《古船》、《九月寓言》 张承志：《残月》、《心灵史》 史铁生：《命若琴弦》、《务虚笔记》 刘震云：《一地鸡毛》 池莉：《烦恼人生》 方方：《风景》 王小波：《黄金时代》 苏童：《妻妾成群》 叶兆言：《夜泊秦淮》 王朔：《动物凶猛》
浅谈“萧红体”小说 篇3
浅谈“萧红体”小说
智联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破碎的中国版图上，日伪统治阴霾笼罩下的东北，那条流淌着千百万人泪水与叹息的美丽而又忧伤的呼兰河，哺育了一个寂寞而早悟的精灵－－萧红。
萧红被鲁迅称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的小说以鲜明的文体特征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
萧红曾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小说的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二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呼兰河传》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们给萧红小说带来独特的艺术效果，丰富了小说的情感容量；同时也突显了散文化的文体结构。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则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她语言的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如《呼兰河传》中的一段写景的文字：“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她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不但表现为直率、自然，而且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在《呼兰河传》“尾声”里有这几句话：“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这种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了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
萧红小说诗意之美便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最潜在的美质。她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其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正是一个“不以诗名，别具诗心”的小说家，以诗人的敏感、诗人的眼光和诗人的心灵去感受观察体验客观世界，从而赋予小说以深沉的诗意之美。
总之，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她重直观，重感觉，重生活的本真，故而摒弃了对情节因果关系的追求，因此她的小说呈现出了开放性的散文化结构形态。但小说在开放中不乏紧凑的结构性，在放任中不乏内在的统一感。这种看似无组织的组织，无结构的结构，恰恰是中国散文美学形散而神聚的精髓之所在。
然而，她生命苦短，如流星划过夜空，仅仅31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她的小说创作成就却大大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同时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向广大读者献出了一个诗化的作品。
萧红小说研究 篇4
萧红小说研究
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的出现、发展、和流变，构成了一种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文学现象。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二集导言》中第一次正式把20年代台静农、许杰等人的创作称为“乡土文学”，并作了理论阐释，从此，“乡土文学”的理论观点被广泛接受，乡土文学作品被视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以自己常青的生命之树不断发展衍变，[1]并相继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萧红便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这位被鲁迅称为“最又前途的女作家”，以本人在个性上的质朴和真诚，以饱蘸感情的笔墨，用心灵的巧手绘织出一幅幅乡村场景的瑰丽图画，展示出东北乡村独有的地域风貌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生死场〉序》），[2]以及更广阔的世事人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乡村风貌和乡村内在神韵与魂魄的重要载体。
萧红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畔。这块质朴淳厚又充满苦难的土地，给了她一双灵秀敏感的眼睛河一颗聪慧多情、热爱生命的心灵，也给了她文学创作无尽的源泉与灵感。萧红虽然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封建地主家庭，可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给她提供一个响应的精神家园。[3]生母的早逝，继母的难容，复杂的家庭关系，使萧红有效的心灵滋生了忧伤和多愁善感，冷酷的生存环境使萧红的内心点燃了反抗的火种，邻居们的悲惨命运和不幸遭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萧红文学作品的题材，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呼兰这个北国小城的生活，[4]充满了北方乡村所独有的乡风乡俗。
《呼兰河传》是萧红萧小说创作的颠峰，这部诗化小说充分体现出东北农村的自然风光、北国田园的村野风情，意境自然、疏淡，火烧云的描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她对严寒的北国冬天的描写也又独特之处。作品一开头就为我们展现出一派北国严冬大地强烈、粗犷的乡味儿，字里行间，饱含着萧红对东北大地的深切体验，带给曾经历过东北严寒的人一种真实感，带给外乡人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妙的北方世界的新鲜感。[5]
萧红作品的地方色彩还突出的体现再对黑土地民风民俗的详实记述。翻开萧红的作品，带着黑土气息和东北人生活习俗的画面迎面而来：日夜不息祈求治病除灾的大神鼓；每年阴历四月十八人山人海的姑娘庙会；热闹非常的野台子戏；走街串巷的货郎挑子、凉粉担子麻花箱子、豆腐盘子„„萧红笔下对东北人民生活习俗的描摹是毫无雕饰原汁原味的，是黑土地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于再现。[6] 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也用大部分的笔墨描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乡村一群旷夫愚妇的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7]以及这种生存状态下所具有的“文化性格”，表现了对人类生存意义层面上的文化关照，以及对生死等终极问题的探讨于思考。[8]
萧红善于使用东北方言俗语，如“隔长不短”、“小灵花”、“胡家”、“出马”等，这使她的作品洋溢着醉人的乡土气息，除此之外，她还在《呼兰河传》中对北方老百姓的饮食文化作了渲染，如黄米年糕：“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塘的加红塘，愿意加白糖的加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9]
萧红对故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有深情的怀恋，也有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及落后生活的厌倦。鲁迅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味别国过注意。”这地方色彩就是地域文化底色，包括地理风貌、民俗民情、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饮食衣着、房屋建筑、语言符号、心理定势等。现代不少作家成为地域文化的传播者，正如鲁迅之于浙东社会文化，矛盾之于沿海畸形都市文化，老舍之于北京市民文化，巴金之于四川封建家庭文化，沈从文之于湖南土著文化一样，萧红那充满乡土风情、蕴含着浓重文化意识的作品，填补了北大荒地
域文化的空白，[10]其作品也具有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性质。[11]
参考文献：
1． 孙丽玲。萧红迟子建创作中的乡土意识比较。云南：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5，24（5）
2、艺丹。浅析萧红作品中的乡土文化意识。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14（11）
3．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李君玲。论萧红乡土小说的深刻意蕴。郑州：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7（6）
5．任金凤。萧红对北方乡村的客观再现与主观沉思。黑龙江：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10）
6、艺丹。浅析萧红作品中的乡土文化意识。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14（11）
7．张玉秀。萧红的小说世界。齐鲁学刊。2004，（2）
8．闫秋红。野蛮之祸与野性之美——从东北地域文化角度重读《生死场》。学术论坛。2005，（4）
9．金鑫。批判与眷恋——萧红笔下的人与自然。辽宁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10、郭玉斌。《呼兰河传》：纯美的大荒诗魂。学术交流。2005，（3）
11、陈文育。我读《呼兰河传》。江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报
萧红研究的论文 篇5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回顾萧红研究的历史入手，总结萧红研究多年来的成果，着重从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萧红的作品（包括散文和诗歌），研究的视角，萧红创作的源流及其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等方面对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的得与失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
【关键词】萧红；萧红研究；新时期；综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
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
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
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
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
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
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
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
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
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
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
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 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三、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
在对萧红成名作和成熟作的研究之外，许多研究者还把目光投向了萧红的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上，并有了一系列成果。李计谋的《萧红短篇小说论》(《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细针密脚地分析了萧红短篇创作从形象的单薄到丰实，从现实主义浅层到深化，从草创期到风格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转变，论述较为全面。邢富君的《〈商市街〉简论》（《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充分肯定了萧红散文成就，指出其散文文笔优美、简练清新，有浓郁的抒情色彩。陈乐山《“寂寞”——萧红散文的基调》（《惠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中把萧红的散文分为前后期加以研究。马云的《萧红〈商市街〉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从创作心理学的视角对萧红当时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进行阐释。并认为《商市街》表现的是“危机中的两人世界”，“生理饥渴中的情感饥渴”，“寂寞中的爱”以及“独语中的对话”，观点新颖，立意高远。“不以诗名，别具诗心”的萧红一生创作了70多首诗歌，这些是从她心中“滴出快乐和忧愁的血”，是她内心情感的流露，因此颇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浓厚兴趣。熏风《不以诗名，别具诗心——谈谈作为诗人的萧红》（《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5期）较早地指出萧红用诗心写出诗或诗一样的作品。但是相对于对萧红小说的研究，对于她散文和诗歌的研究就显得比较薄弱。
四、研究角度的多元化
在新的开放态势和多元研究格局的指导下，萧红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视角。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我国兴起，许多学者开始用这一新的批评方法介入到萧红研究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用了一章的篇幅对萧红进行了女性主义剖析。黄长华的《论萧红的女权主义思想》（《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5期）从女性的性爱、生育、死亡等角度切入到萧红小说的文本之中，指出亲身领受了极端父权制社会强加于女性悲惨命运的萧红，以艺术的手段真实地记录下了自己所遭受的身心伤害，从而表达了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愤恨和抗争。单元在《萧红与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湘潭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中将萧红置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参照系中进行考察，认为萧红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点，从生与死、心灵与肉体等多重层面写出了中国广大女性生存真相。平原、郭运恒《女性之态和人生之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则从男性形象入手，分析了萧红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眼光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指出，萧红从个体生存经验出发表达出一种集体生存的经验：男人的处世方式、秉性、德行并不比女人强，这是对男性清醒认识之后来自女性生命生存与生命发展的一种欲望和冲动。
除了女性主义的引进，萧红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不仅将萧红与同时期的作家比较，还与外国作家作比，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如韩国李福熙在《女性的苦难、抗争与悲剧——萧红与玄镇健小说比较》（《山东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中通过萧红与玄镇健小说的比较，略述了中韩两国现代小说的共同世界。认为他们两人都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黑暗面，表现了女性的悲苦命运。另外，李福熙在《东方女作家萧红与姜敬爱小说中的人间悲剧——以〈生死场〉、〈人间问题〉与〈地下村〉为中心》（《对外贸易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中，又将萧红与韩国女作家姜敬爱的小说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位东方女作家都曾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亲身体验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残忍，因此她们不约而同地将下层人民作为小说主人公，表达了她们对社会不公、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憎恨，展示了两国社会当时的人间悲剧。
此外，在把萧红与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把萧红与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张爱玲进行比较，认为萧红在创作中虽以个人的女性体验为起点，却扩展到广大中国人的群体体验，把女性的苦难置于民族的、人类的苦难之中来表现。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中也说“以30年代最有成就的两个女作家相比较，我们感到，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骛，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击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具力度或风致，开拓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5］除了与陈衡哲、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白薇、冰心、庐隐、丁玲等女作家共性与个性的对比分析外，还将萧红与三毛、迟子建等进行比较，如王金城、武文茹的《萧红与三毛：跨越时空的比较》（《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单元的《童心映照的自然之美——萧红、迟子建比较论之一》（《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等。此外，还有一批研究者将萧红同乡土文学作家叶紫、“乡土文学派”的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王任叔、台静农、“京派作家”师陀、沈从文等作了比较，指出萧红乡土文学作品的独到之处。
五、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
从萧红的人生经历和创作道路来看，萧红跟同时代的名人大家们相比，她所受的文化教育、艺术修养属较差的一个，但是她的个人风格又是那么鲜明、独特、浑然一体，以致使人产生一种审美错觉，以为她主要是一个“天赋型”的作家，就像有学者说的“她是一个天才，但是一个没有经琢磨过的天才”。
但有不少研究者从萧红的创作与中外文化的联系中来研究，认为“萧红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创新的作家，她在借鉴别人的东西的同时，经过自己的‘文化过滤’揉进新的意境，再造就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品。”“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种种历史机缘，使得萧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俄苏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萧红观照和反映生活角度的选择和确立，受到了辛克莱与契诃夫的影响；对于民族灵魂的探索和自省接近于屠格涅夫、罗曼罗兰，带着主观表现温情脉脉的现实主义。萧红是一个善于将外国文学影响消融于自己独创风格的作家，她在接受影响的同时也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独特创作角度。”［6］
另外，不少研究者也关注到萧红和鲁迅的师承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萧红创作生涯的影响。单元的《试论鲁迅对萧红文学创作影响》（《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认为，鲁迅的文学观、精神力量和伟大的人格都对萧红产生了深远影响。林敏洁在《鲁迅与萧红交往考察——兼论〈回忆鲁迅先生〉〈民族魂鲁迅〉》（《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中，通过比较发现萧红作品与鲁迅作品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并且认为这是鲁迅对萧红潜在影响和萧红对鲁迅自觉接受的结果。
六、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
萧红的作品有着她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就如同她自己所说的：“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7］
在萧红的研究中，萧红那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是研究者们所绕不过去的。她的许多小说和散文是相互渗透的，因此有许多研究者从小说散文化、散文小说化、抒情诗化、绘画化等方面研究她的创作艺术。如陈乐山的《“寂寞”——萧红散文的基调》（《惠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秦林芳的《论萧红的文体特色》（《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等等。茅盾在为萧红的《呼兰河传》作序时写到：“这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是对她独特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最好概括。
萧红的生命是短暂的，她的创作活动也不足十年，但在这短暂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却给世人留下了这么富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并长久以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半个多世纪的萧红研究中，我们取得很大成果，使萧红的文学史意义越来越凸现出来。但多年来对萧红的评价不是过低就是过高，萧红作为一个批评研究的对象，我们是否已经让她在文学史上找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呢，这还有待商榷。此外，萧红的生命本真及其作品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并没有完全呈现，还有待我们后继研究者深入挖掘以向萧红研究的尽善尽美无限趋近。
［参考文献］
［1］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M］//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470-486.［2］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137-138.［3］茅盾。呼兰河传序［M］//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704-706.［4］铁峰。萧红的文学之路［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218.［5］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557-559.［6］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249.［7］聂绀弩。萧红选集序［M］//萧红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