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财政政策精选5篇》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16年财政工作,研究部署2017年财政工作。这次为您整理了2022年中国财政政策精选5篇,希望能够给予您一些参考与帮助。
2017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篇1
12月29日,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于这次会议将部署2017年财政工作,透露来年财政政策动向,这涉及20多万亿元财政资金的分配,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而11月新任财政部部长的肖捷,也是首次主持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这也让这次会议内容成为市场焦点。
研究部署2017年财政工作 篇2
据财政部12月29日消息,12月29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2016年财政工作,研究部署2017年财政工作。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肖捷主持会议并讲话。
肖捷指出,2016年,财政系统主动服务大局、认真履职尽责,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一是有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新增试点行业全部实现总体税负只减不增的预期目标,全年降低企业税负将超过5000亿元。取消、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相关政府性基金和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合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加的赤字用于弥补减税降费带来的减收和保障重点支出需要。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18万亿元,支持地方稳增长、补短板。扩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降低利息成本。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按规定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领域。
二是着力推动“三去一降一补”。设立并及时拨付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过程中职工分流安置。大力支持棚户区改造和货币化安置。深化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加大补短板力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大幅增长,支持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和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启动第二批15个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和14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
2017年国家财政政策 篇3
在敲定2017年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这一基本走向的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的运作方向。显然,财政政策接下来所能扩充的想象空间无疑要大得多;不仅如此,财政政策集中面向实体经济领域,有乘数效应,对未来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会愈加直接与更为直观。
财政政策必须走到前台
观察发现,过去两年央行普降存款准备金率4次,降息5次,但经济增长却一直处于下滑状态,表明货币政策已经遭遇边际效益递减。鉴于基础性货币的存量已经十分庞大,货币政策继续发挥作用的空间已相当有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必须走到前台。数据显示,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在过去5年以年均3.64%的速度递减,2016年11个月再度同比降速1.9个百分点,这一状况无疑约束了财政政策尤其预算支出能力所能拓展的积极空间,政策的力度只能转向依靠赤字的路径上来。
按照财政预算法案,2016年我国赤字率为3%,但3%只是国际公认的财政赤字率安全上限,而基于过去30多年我国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存量以及波幅并不剧烈的经济运行生态观察,即便略超3%的赤字水平也不会构成很大风险。2017年我国财政赤字率极有可能再往上浮动0.5个百分点,其中最有可能的选择路径是,在发行国债的同时,重点加大地方债的发行力度,即在2016年新增1.18万亿元的基础上,地方债增量规模将突破2万亿元,相应的,地方债置换规模也将突破5万亿元。这样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效维系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20%的增长速度,对6.5%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构成平台支撑。
适度提高赤字率也是为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提供必要的支持,而降低税费也是体现增强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内在要求。继全面推开“营改增”之后,下一步最有可能降低的是工商业增值税税率。目前工商业增值税税率为17%,而服务业增值税税率为6%,工商业增值税税率明显高于服务业。虽然增值税税率的调降幅度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未来分步下调至10%还是极有可能的。与减税相比,降费更有想象空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除了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物流成本外,重点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如政府繁多的收费、政府性基金和社会保险费用等等。2015年“营改增”减税2000亿,2016年减税5000亿,再加上已经启动的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措施,保守匡算,即便是2017年不增加减 www. 税降费新举措,减税降费规模也将达到7700多亿元。
财政政策
不拘囿于公共财政范围
当然,财政政策的积极有效并不拘囿于公共财政范围,放大PPP等社会融资的能量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在用好1800亿元的国家级PPP引导基金的同时,针对民间资本的投资的预期管理将进一步加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这无疑给社会资本参与PPP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意味着,作为替PPP护航的重要的力量,有关PPP的立法在2017年将提上议事日程。另外,财政部也明确禁止地方政府不能以PPP变相发债融资,同时提醒民间资本或有债务并不属地方政府偿债范畴,这有利于民营资本隔离投资风险。重要的是,按照参与标的,PPP项目也不会停留在市政建设和交通领域等基础设施领域,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投资环境不断为政策热度所烘暖,投资动能日渐为制度改良所激发。如果说2016年是PPP机制的蓄势与蛰伏之年,那么2017年必定是民间资本的发力与加码之年。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PPP全部入库项目10471个,总投资额12.46万亿元,实际落地率达26%。另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至9月,PPP入库项目及投资额月均分别增加386个和0.48万亿元,表明PPP项目需求正在不断加大。据此,我们判断,2017年PPP落地规模将显著高于2016年,预计为2万亿元至3万亿元。公共财政所催生的乘数效应可见一斑。
必须使资金配置
精准发力
由于财政预算的运筹能力受限,同时赤字率还会产生不小的偿还成本,并且民间资本投资更注重商业回报,因此,作为财政政策积极有效的题中之义,就是必须使资金配置能够精准发力,在彰显公共服务职能作用的同时,也能清晰地反映市场化的收益预期。本着这一原则,未来在进一步“补短板”以及适度加大铁路、机场、水利等基础设施资金供给的同时,财政政策会向涵盖棚户区改造与地下管廊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倾斜;同时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的“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财政政策也定会向农村环境突出问题的综合治理与退耕还林还湖还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不过,在资金配置上,城市基础设施可能采取以公共财政为牵引并吸收社会资本大规模加入的方式,而由于商业预期不明,农村环境治理主要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
资料显示,在2015年完成了580万套改造和2016年改造完成600万套的基础上,为期三年的1800万套棚户区改造已是目标在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将从地上转向地下。目前我国城市排水管道总长度约50万公里,地下管廊长度却不足1000公里,不仅现有承载与消险能力薄弱,更不能满足城市化进程提速的需要。据测算,仅“十三五”期间,我国地下管廊建设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相应所能产生的市场需求将超过6万亿元,这仅是为期5年的旧网改造所能产生的市场拉力,一俟10年后城市地下管廊全部完善,最终所带来的投资倍增效应更是值得期待。按照住建部预计,到2020年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产业产值将达2000亿元、年均增速达20%的量化目标,由此将激发与创造出可观的市场需求。
国家财政政策 篇4
基本概念
国家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同其他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有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相互配合
政府支出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政府购买,指的是政府在物品和劳务上的花费--购买坦克、修建道路、支付法官的薪水、等等,其次是政府转移支付,以提高某些群体(如老人或失业者)的收入。
税收是国家财政政策的另一种形式,它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整体经济。首先,税收影响人们的收入。此外,税收还能影响物品和生产要素,因而也能影响激励机制和行为方式。
其内容包括: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分配政策、预算收支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投资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国债政策、预算外资金收支政策等,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国家财政政策的形成发展 篇5
国家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在资本积累阶段和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统治者一般都推行掠夺性财政政策,以加速资本积累的过程。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政府的经济职能逐渐增强,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早期资本积累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财政政策成为调节经济、挽救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常常在经济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加快经济复苏;在经济高涨时期,则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社会总需求,延缓经济危机的来临。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国家集中了全体人民的意志,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能自觉地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制定财政政策。一方面促进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一方面组织和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为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
财政的构成与财政政策工具
国家财政由政府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构成,其中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而政府收入则包含税收和公债两个部分。
政府支出是指整个国家中各级政府支出的总和,由具体的支出项目构成,主要可以分为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两类。政府购买是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如购买军需品、机关公用品、政府雇员报酬、公共项目工程所需的支出等都属于政府购买。政府购买支出是决定国民收入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规模直接关系到社会总需求的增减。购买支出对整个社会总支出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政府转移支付是指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险、贫困救济和补助等方面的支出。转移支付不能算作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它所做的仅仅是通过政府将收入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转移和重新分配。
再看政府的收入。税收是政府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的、无偿的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与政府购买支出、转移支付一样,税收同样具有乘数效应,即税收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变动具有倍增作用。当政府税收不足以弥补政府支出时,就会发行公债,使公债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又一组成部分。公债是政府对公众的债务,或公众对政府的债务。它不同于税收,是政府运用信用形式筹集财政资金的特殊形式,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务和地方政府的债务。
自动稳定与斟酌使用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防止通货膨胀
1、自动稳定器。是指经济系统本身存在的一种会减少各种干扰对国民收入冲击的机制,能够在经济繁荣时期自动抑制通胀,在经济衰退时期自动减轻萧条,无需政府采取任何行动。
2、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要审时度势,主动采取一些财政措施,变动支出水平或税收以稳定总需求水平,使之接近物价稳定的充分就业水平。当认为总需求非常低,出现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通过削减税收、降低税率、增加支出或双管齐下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认为总需求非常高,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应该增加税收或者削减开支,以抑制总需求。前者成为扩张型财政政策,后者成为紧缩性财政政策。
功能财政和预算盈余
根据权衡性财政政策,政府在财政方面的积极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水平。当实现这一目标时,预算可以是盈余,也可以是赤字,这样的财政为功能财政。预算赤字是政府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即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就会造成预算赤字。预算盈余是政府收入超过支出的余额。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即增税和减少政府支出,会产生预算盈余。
年度平衡预算,要求每个财政年度的收支平衡。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前普遍采取的政策原则。后来这个原则遭到了凯恩斯主义者的攻击。他们认为,衰退时,税收必然会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如果坚持年度平衡预算的观点,那么为了减少赤字,只有减少政府支出或者提高税率,其结果会加深衰退;当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税收必然会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为了减少盈余,只有增加政府孩子出或者降低税率,其结果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这样,坚持年度平衡预算只会使经济波动更加严重。
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与财政政策方向
所谓充分就业预算盈余是指既定的政府在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即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上所产生的政府预算盈余。如果这种盈余为负值,就是充分就业的预算赤字。它不同于实际的预算盈余,实际的预算盈余是以实际的国民收入水平来衡量预算状况的,因此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与实际的国民收入水平的差额。一般来讲,当实际国民收入水平高于充分就业国民收入水平时,则充分就业预算盈余小于实际预算盈余;若实际国民收入水平低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则充分就业预算盈余大于实际预算盈余。当然,也会出现实际国民收入和潜在的国民收入相等,因而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与实际预算盈余相等的情况。
赤字与公债
美国历年财政赤字
按照功能财政的思想,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干预经济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从理论上说是逆经济风向行事的"相机抉择",但是事实上多数是搞扩张性财政政策,结果是财政赤字的上升和国家债务的积累。财政赤字是预算开支超过收入的结果。
弥补赤字的途径有:借债和出售政府资产。政府借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向中央银行借债,另一类是向国内公众借债。公债作为政府取得收入的一种形式可以为预算赤字融资,使赤字得到弥补。然而,政府发行了公债要还本付息,一年年末清偿的债务会逐渐积累成巨大的债务净存量,这些债务净存量所要支付的利息又构成政府预算支出中一个十分庞大的支出。
西方财政的分级管理模式
根据财权和事权相一致的原则,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在财政分级管理体制下,税收被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三种,分别规定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支出也同样被划分为中央政府支出和地方政府支出,并各自规定了相应的支出范围。至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调节,则主要依靠税收返还制度和中央政府支出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形式进行,中央政府财政预算与地方财政预算各自分开,自求平衡。国家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