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实用最新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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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文 篇1

一、从题材大小考虑文章的篇幅和容量

关于选题的问题，我已经说过了。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根据选题的内容，决定文章的篇幅和容量。

我所说的文章的篇幅和容量，大体上相关，但是又有所不同。有时候，文章的篇幅很小，但是容量很大；有的时候，文章的篇幅很大，但容量不是很大。这很像写小说，有的小说篇幅很短，容量却很大，就是描写的重大题材，通过一滴水来反映世界。

一般说来，法学论文的篇幅有长有短，小的几千字，三千字或者六七千字；长的万把字甚至数万字。考虑文章采用怎样的篇幅和容量，就要根据自己选题的大小，决定写多长的文章，容量有多大。例如，在我所写的文章中，长的，容量大的，如《中国他物权制度及其重新构建》一文，数万字，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同时包括全部的他物权的体系和结构，还要对各种具体的他物权进行概述，因此才决定写这样长的文章。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一文，主要写的是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历史沿革，以及监督方式的体系，也是一为重大的题材，因此，也用了数万字的篇幅，来展现它。相反，在《霍夫曼计算法及其运用》一文，所要阐释的就是一个赔偿的利息计算、扣减问题，因此，就只写了两、三千字，问题足以说明。当然，我也写过《21世纪民法发展展望》一文，2000多字，写了一个重大的题材，但是只写了很短的文章，这和发表在报纸上的“理论论坛”这种载体上有关，没有办法容纳大篇幅的文章。

这里要说明的是，法学论文的篇幅和容量，在一般情况下，以6000字到10000字为宜。这样的文章，在刊物上比较好发表。太长的文章，刊物要为你拿出那么多的版面，除非文章特别好，一般的编辑都很吝啬，是不愿意给你提供的。因此，适合做论文的题材，应当适中，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一般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考虑论文的题材。

在选择论文题材的时候，应当注意一个规律，就是越小的题材，越容易写出动人之处。这是因为，小题材做出大文章，必然要进行深入、广泛的论证，需要更多的素材，在论证上要更加深入、细致、周到。这样的文章作大是很难的，因为有些人在作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材料不够，分析不够，问题说不深，说不透，蜻蜓点水，不解决问题。这样的文章，是不受欢迎的，也不解决问题。我看现在的一些省级法学刊物上的文章，就犯这样的毛病，言之无物，几乎是没有科研的价值。

在自己写作还不成熟的时候，更要注意选择小题目，争取写得更好，字数也不要太多，以5000至8000为好，这样的文章最容易发表。比5000字还小的文章，适合在报纸上发表；8000字以上的文章，发表较难。根据这个情况，习作法学论文，要注意上述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太成功的把握，不要写3万至5万字的文章，因为发表的机会太小了。

总之，就是要选择适合作论文的题材来写法学论文，特别重要的大题材，就要留着写书了，不能用作论文写作。以后，我专门要讲一讲法学专著的写作方法。

二、确定论证的主题

论文的主题，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灵魂。主题定下来，文章的基本格局就定下来了。因此，确定主题是十分重要的。在“”中，曾经狂热地鼓吹过文学作品的“主体先行论”，要按照既定的主题，编写故事，塑造人物。这是不对的。但是在法学论文中，却必须坚持主题先行，没有一个好的、正确的主题，就没有一篇好的法学文章。

法学论文的主题，就是作者对这个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基本观点。法学论文是法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形式是为实质内容服务的。研究法学论文的写作，就是要通过写作来展现法学科研成果。因而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就是要把这个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归纳出来，确定成一个中心的观点，在整篇文章中来展现它。

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并不难。选定一个题材，把这个题材的核心内容提炼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的主题。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的难度在于，这个主题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新颖，是不是实用。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价值。如果不正确，不新颖，不实用，科研成果没有价值，当然，这篇文章也就失败了，还没有写作呢，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我的一个学生写作博士论文，要写的就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严格责任。这个题材，是很好的，用10万字的篇幅来阐释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合适的。但是，他的观点，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并不完全准确。他的意见是，在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中，除了过错责任原则以外，其他的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都是严格责任。这样的观点，恐怕多数学者是反对的，而且也不能就说是正确。这是因为，严格责任在西方的侵权行为法中，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当然，国内学者对严格责任的理解也不一样，尽管如此，将严格责任作这样范围的扩大，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文章主题，就不好说是选得准的。还有，有一位学者写文章，宣称中国的民法中，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现在的学术界和实务界鼓吹精神损害赔偿是错误的。这种主题，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民法通则》经过几番征战，才肯定了这样的制度，现在不依据法律说话，实际上就是要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对于这样的主题，受到批判是十分应当的，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捍卫这项来之不易的民法制度。

我介绍我的一篇文章的主题选定。在《法学研究》中，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论对自由权的侵害及其民法救济》，这篇文章被评为《法学研究》100期优秀论文。这篇文章的题材是在实践中发现的。我办理了这样一个案件，就是单位对职工非法进行强制治疗20余天，法院认为不构成侵害人身自由权。这是完全不对的。争论的焦点，就是人身自由权究竟是不是人格权。我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确定为人身自由权的性质属于人格权，侵害这个权利，就构成侵权行为。这个主题，就是非常好的，写出来，自然得到了各界的赞同，制订《国家赔偿法》的时候，就规定了人身自由权为人格权，侵害这个权利，要追究侵权民事责任。这个主题，在当时，也是新颖的，在实践中，也有重要价值。这篇文章之所以获奖，是有道理的。

还可以再说一篇文章。就是对人身权的延伸保护问题。在1986年以后，对《民法通则》规定的人格权，出现了在主体死亡后要不要保护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过几年的研究，我提出了人格权延伸保护的观点，作为一篇文章的主题，进行详细的阐释，在《法学研究》上发表。当然，也有学者反对，但是，作为一种学说，确实有其存在的价值，谁爱批评谁就批评，进行争论不是更好？

论文的主题要直白，不要隐讳。这正和文学作品相反。文学作品的主题讲究隐蔽，隐藏得越深越好，让不同的读者阅读有不同的感觉，这才是文学作品最好的主题处理方法。在写法学论文的时候，不能这样，不能让读者去猜，而主题是越直白越好，要让读者一看就知道，一看就懂。用这样的写法写出的文章，才是法学论文中的上乘作品。

还要有一点，就是文章的主题必须一经贯之，在文章中不可进行改变。如果不是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中心，没有基本观点，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学论文了。

最后，文章的主题能够归纳起来，在读者读完这篇文章以后，能够用一句话就说清楚，这样的主题提炼就是成功的。我曾经和学生讲过这样的话，就是：理论工作者就是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展现深刻的理论内涵；实务工作者就是要把复杂的事情弄简单，把复杂的案件归结为一句话，正好与要适用和法律相等。在做法学论文中，是要丰富理论内涵，但是不等于文章的主题复杂。主题一定要简明，理论一定要深厚。做到了这一点，文章就成功了一多半了。

三、确定论证的方法

论证方法是说明主题的基本方法。主题确定了，论证方法不对，论证得不好，也不会写出好的文章。

（一）首先要确定的是，文章的基本论证方法是立论还是驳论

在一般情况下，法学文章的基本论证方法应当是立论。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确立一种什么观点，其实也就是文章的基本论点。围绕着这个主题，全面阐述它的正确性、必要性，以及具体的适用方法，使这个观点立得住，别人批不倒，立论就成立了。

有时候，法学文章也要用驳论。集中一个错误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批驳，展现这一观点的谬误所在，认识它的错误本质，推翻这个主题，使之不能够在理论界兴风作浪，让它没有市场。采用驳论写作的文章也是有的，只是不多。驳论的结果，还是要确立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观点，驳论就没有力量。有一位有资格的老师，他在讲课的时候，总是批判别人的观点，甲的意见不对，乙的意见也不对，丙的意见也不对，“但是究竟什么观点对，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有研究出来”。这样的驳论，就没有力量，价值也不大。

当然，在一篇文章中，既有立论，也有驳论的，是最为常见的。立论和驳论在一篇文章中结合得好，文章就是成功的。

（二）其次，要研究具体的论述方法

比较法、演绎法、归纳法、推介法、综述法等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在文章中使用。有的时候做一篇文章，就使用一种论述方法。例如，用比较法写作一篇文章，就是比较法学的论文。推介国外的一种制度，说明中国可以结合自己的实践情况借鉴使用，就是推介法的文章。

实际上，在一篇文章中，尤其是分量较重的文章中，往往不会只用一种论证方法，而是根据文章说明的具体情况需要，各种方法综合运用。在初学者看来，在一篇文章中使用各种论证方法，有些眼花缭乱，理不出头绪。但是，只要在写作实践中坚持下去，并且经常动脑筋想问题，就一定会学会运用这些论证方法。

我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让我看，是推介美国的一项诉讼制度，就是讲美国的这项制度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操作，但是对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其引进到中国来予以借鉴，没有提出一句。这样就影响了文章的价值。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研究实用的价值，应当避免这样的问题。

四、研究文章的结构

在法学文章的写作中，结构问题不是很难的事情。主要的要求，就是根据自己所选的题材和确定的主题的需要，进行论述。所谓“文章无形”，主要是指的这一点。

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结构方法。

一是通常的论述方法。有的同志在这样归纳这种写作方法时说得很形像，就是：“概念、特征、沿革、意义、构成、责任、适用中的问题”。在很多法学文章中，都是这样来结构的，确实是经常用的常规结构方法。在通常论述一种制度或者一个法律问题的时候，都要说明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这个制度也就基本清楚了。但是，在使用这个方法中，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灵活的变换。例如，这个制度是从外国介绍过来的，就要在介绍沿革中多着笔墨，详细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借鉴这种制度的好处。写实务性较强的文章，要在构成和责任以及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上多下功夫。

二是总论分论方法。如果写一个制度的内容很多，又要介绍总的制度，又要介绍具体的制度内容，这时候，用总论分论的方法写，眉目清楚，一看就明白，写出来的效果就比较好。我在写作《中国合同责任研究》一文中，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上篇将中国合同责任的总的问题说清楚，下篇将各种具体的合同责任一一作以介绍。这种结构，是用于较大的文章，大概要是几万字的文章才用得上。有人不喜欢这样的结构。我有一篇文章4万多字，也使用这样的结构，责任编辑觉得不好，只好改成现在的分成几个平行的小标题的做法。当然也不错。

三是判解研究方法。在1990年的时候，我借鉴王泽鉴先生的做法，搞判解研究，写出来了几十篇这样的文章，形成了一种风格。前一段，王泽鉴先生来北京，我们交谈过，他对我的这种研究方式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北大讲学时他还专门说过。这种研究方法的文章结构，比较灵活，总是先从判例和司法解释入手，进行分析，阐释法理，说明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和处理办法。大家可以看看我写的这样的文章，读者的评价是，结合实际，针对性强，有实践和理论价值，可读性强，读者喜欢。

四是综述方法。对一个问题进行综述，也是一种结构文章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某种会议的讨论进行综述，对一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都是这种结构方法的运用。第二种是对具体的理论问题进行综述，同时加以评价，例如在某个理论问题上，归纳出几点，对各家学说进行分析，讨论，最后做出评价。这种结构方法可以按照问题来结构，较为灵活。

五是平铺直叙方法。例如，在一篇文章中，要说几个问题，就一一点出来；列一个题，就说明一个问题；再列一个题，再加以说明这个问题。这种方法极为简单，很好用，就是文章看起来较为呆板。我在写作《关于修订婚姻家庭如何处理配偶忠实义务的几个问题》时，就是用的这种结构，第一是如何规定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第二是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规定为法定离婚理由，第三是关于违背忠实义务的损害赔偿问题。三个问题平平道来，倒也有一定的新意。

结构文章的方法是很多的，只介绍这几种，供大家参考。

五、关于文字表述等问题

（一）法学论文的表述，文字不要花哨，要平实，要精练，要言之有物，要说到位。切忌哗众取宠，华而不实。

当然，在写作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的文章有一点色彩，但是不能过浓，过浓就不是理论文章了。同时，在论述的时候，要说到为止，不能怕读者不明白，就翻来覆去地讲，既浪费文字，也浪费读者的时间。我跟有些学生说过，在写法学论文的时候，要对读者进行定位。在写研究性的文章时，要设定读者几乎是自己一样的水平，甚至要认为读者的水平比自己高，不能认为读者都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那样，写作的东西就是普法文章，而不是理论研究论文。只有将读者设定为同等的研究者，才能够起点高，把文章写得精炼。如果是写普法文章，那当然要按照读者是普通人来写，要按照读者是不懂法律或者很少懂法律的人来写。

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内容是研究帮工换工造成损害的责任问题，第一稿写了3万字，凡是遇到了一个概念，就进行界定和说明，好像读者都是法盲一样。我跟他说了这个意见，说“你可以想象读者都是法学专家，按照这样的标准再改一遍试一试”。删掉了这些概念的介绍，文章就剩了1.5万字。我又帮他改了一遍，就剩了7000字，是一篇很好读的文章。

（二）写文章要分题，分成几级小标题（短小的文章除外）。在总标题下，一篇大的文章要分成不同的级别的小标题，称作一级题、二级题、三级题、四级题……。一般情况，分为三级题就行了，分四级题的也很多见。不同的题级，要用不同的题号。一级题用“一、二、三……”，二级题用“（一）、（二）、（三）……”，三级题用“1、2、3……”，四级题用“（1）、（2）、（3）……”。这样，文章就眉清目秀，井井有条，不会眉目不清。现在很多的学者写作的时候，不作这样的区分，写出来的文章层次混乱，不好理解。这是应当改进的。当然，这种分题也不是绝对的，更不能像说的那样，写文章开中药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要结合实际，该怎样分，就怎样分。但是，既然要分题，就要遵守分题的规则。当然，分成几级题目也是可以变通的，例如不用1.2.3.……，改用一是、二是、三是，第一、第二、第三，其一、其二、其三，都是可以的，但是，无论用什么，都要层次清楚，不能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对了。

（三）关于注释。

注释要写得规范。最规范的，就是《法学研究》的注释方法。大家在写作的时候，要好好看《法学研究》上的文章注释的方法，严格照着做，使自己的文章在形式上看起来，就很好看。现在的注释是太不规范了，包括大的学者都是如此。写文章要从小处严格练习，养成好习惯。

六、关于构思

要写好一篇好的法学论文，必须进行缜密的构思，按照上面所说的各种要求，对一篇文章的全部进行全面地考虑，并且一定要在考虑成熟后再动笔。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一篇文章酝酿到了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不写出来就不行了的时候，再动笔开始写。在我的实践中，对一篇文章的酝酿和构思，总是要想很长时间，真正想清楚了，写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难处了，万把字的文章，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写完。

法学论文 篇2

——对中国宪法学的一个初步检视

四川大学法学院谢维雁

(通讯地址：成都市望江路29号四川大学法学院邮政编码：610064移动电话：13689091344)

无论是追溯古老的历史，还是征诸西方的当下实践，平衡问题一直是制度和宪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我国传统宪法学对此几乎未给予任何注意。笔者曾就的平衡性进行初浅的探索，并尝试提出建立一种可称之为“平衡论”的认识方法或分析模式。本文是这一尝试的继续，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一、平衡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一）持守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并以事实为中心的研究立场

1.从休谟到边沁：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观

在哲学史上，休谟最先揭示了“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他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需要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这就是“休谟问题”，即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或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休谟认为，价值判断决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这被称为“休谟法则”。事实与价值的“二歧鸿沟”对后世哲学影响深远。康德哲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二元论基础之上的。康德哲学进一步认为，从实际上是什么中不可能得出什么是有价值的、正确的或“应当是这样的”。价值和存在这两种观点，像两个截然不同的、封闭的圆圈放在一起。关于“应当”的陈述只能来自其他“应当”的陈述，而不能来自存在事实的归纳。

在法学领域，边沁较早注意到这一区分。他说，“一部法学著作只能以下述两者之一为目的：（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师承边沁的奥斯丁也认为法律理论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研究“应然的法律”，另一部分研究“实然的法律”。但是，边沁和奥斯丁，一开始就不是事实与价值二元论者，他们认为价值领域无法做到“科学”，因此，他们“力图从法理科学中排除对价值的考虑，并把这门科学的任务限制在分析和解剖实际的法律秩序”。奥斯丁试图从两方面确保法学的科学地位，“一方面是在法学的领地中消除规范性的维度，另一方面是将法律的根基置于经验观察之中。”在此，法学被推定为只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从而走向了一元论，即法律实证主义。但是，法律实证主义根本无法做到它自己宣称的“价值无涉”，而且它无法逃出“恶法亦法”的困境。因为，法律实证主义“要求法学人士接受某些强力的支配，对这些强力他们只能被动地观察，而且还要承认规则就是法，哪怕是最残酷和暴虐的规则”。而20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将康德的二元哲学运用于法学领域，提出了所谓“二元方法论”，其实质在于：“价值思考和实然思考是独立的、各自在自身的范围内同时并存的”。他与休谟、边沁、康德一脉相承，宣称：“我们不可能从‘什么是’中得出，什么是富有价值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应该是（怎样的）。也从未有什么东西因为‘它是’或者‘它曾经是’中——或者‘它将来是’，就能说明‘它是正确的’。”由此，拉德布鲁赫得出了对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进化论的否定，因为它们分别是从现有事实、已有事实和将来事实中得出“必然”的结论。他认为，“应然原理、价值判断、各种评判不能运用归纳的方法建立在实然论断的基础上，而是运用演绎的方法建立在同类性质的其他原理之上。”但他走的却是与边沁、奥斯丁不同的道路。他在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的基础上，将人们对价值的态度分为四种：（1）价值盲，即不问价值，一如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界所采取的态度；（2）评价，即有意识地品评的态度；（3）与价值有关的态度，即文化科学的态度；（4）克服价值的态度，即宗教。任何法律现象不可能采取价值盲的观点，因此，与前述后三种态度相对应，法学研究可分成三种：法律科学、法律哲学和法律的宗教哲学。被称为价值法学的拉德布鲁赫学说，无疑是极富启发的。须指出的是，事实上，在法学研究中事实与价值能否分离，并不是没有争论。富勒就曾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内格尔就法律中“现实”与“应当”问题开展论战。富勒的基本观点是，法律中的“现实”与“应当”是不可分的，离开法律目的（即法律应当是什么）就不可能理解法律形式，一切法律形式必然是具有价值的。

从“应然”角度对法学的研究——其典型形态是自然法学，有着悠久历史传统。西塞罗在《国家篇》中宣称“法符合自然的正确法则。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正确性”，就已表达了自然法的观念。自然法理论虽然遭到了来自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被认为不确切甚至无用，但它没有也不会就此终结。作为西方历史上最古老的法律思想，它贯穿了整个法学的历史。在古代自然主义、中世纪神学主义、近性主义的不同时代都产生了相应的自然法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神学派还是世俗学派都宣称要“复兴”自然法，马里旦、达班、布伦纳是神学派“复兴”自然法学家的典型代表，而L.富勒、J.罗尔斯、R.德沃金则是世俗学派“复兴”自然法的法学大家。这些法学家——包括神学派和世俗学派——的自然法理论，在我们今天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自然法所包含的正义、人权保障、权力制约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对现实始终具有批判的功能。无疑，自然法为人类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解释，使人类的秩序生活获得道德上的意义，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引导力量。

可见，事实与价值是两个并存的领域。法学研究必然在这两个领域同时并存，法学研究包含两部分：一是对“实然”宪法的研究，一是对“应然”宪法的研究。

2.迟到的回应：我国宪法学界对事实与价值二元观的引入

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一种与以往相当不同的方法。戴雪评论说，宪法研习者们既不希望去批评、也不希望去膜拜宪法，而仅仅想要理解它；而职责在于讲授宪法的教授则必须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充当批评家、辩护者或赞颂者的角色，而仅仅是一位阐释者；它们的任务既不是抨击、也不是卫护宪法，而仅仅是解释宪法的规则。他还说，英国法学教授的职责在于阐明哪些法律是宪法的组成部分，安排这些法律之间的等级秩序，解释它们的涵义，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展开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是一种以事实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它力求描述关于宪法的“事实”。它拒绝对宪法进行评价体现了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的宪法学则坚持一种相反的研究方向，即以价值为中心的研究方向，甚至认定像《人权宣言》、法国宪法这样的实定法都不过是人权、民主等绝对价值观念的体现。正如佐藤功所说的，法国宪法是有意识的产物。戴雪的立场遭到了后世学者的质疑：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辨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学者们认为：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其实，宪法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价值化的概念，任何一部宪法都必然是某种价值观念的确认或体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宪法同时也必须是事实的，宪法必然是实定法。宪法学研究的英国方法与法国方法之间的论争也许永远不会有结果，但西方宪法学逐渐克服了在两个方向上所持的绝对化立场，而在事实与价值两个领域同时展开了研究，并已认识到两个领域都是必要的。如美浓部达吉将宪法学的任务限定为：“第一，在于寻求什么是现在的宪法；第二，对于所寻出的法，加以系统的说明。”前者属于宪法的事实问题，而后者则涉及宪法的价值判断。

但我国宪法学界直到近年才有学者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问题。莫继宏先生注意到宪法所特有的一些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自由、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和宪法现象（即事实）的。他提出：研究宪法问题应当区分宪法事实问题与宪法价值问题，切不可以宪法价值的问题来完全取代宪法事实问题。林来梵先生则将其“规范宪法学”建立在价值命题与事实命题相分离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作为一种价值载体，宪法规范本身可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就好像一种单纯的容器。在此，事实与价值相对分离：宪法规范并不排斥特定的价值，或者说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注入其中，所以“载体”本身和特定的“价值”之间实际上是彼此可以分离的；当宪法规范被注入特定的价值之后，它便成为应然命题的载体，并相应的具有内在的价值取向。两位学者都把这种区分看成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割裂，更不是要将价值排斥在事实之外。

我国宪法学者提出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直接原因是，学者们认识到，我国传统宪法学不重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常常将事实命题当作价值问题来分析，或者相反，将价值问题当作事实来接受。正如殷海光先生曾说的，中国人常把价值的考虑代替了对事实的认知，或让价值的颜色蒙蔽了事实的真相。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宪法学曾经将一切政治、历史、伦理等角度的考量统统作为“非法律的东西”而加以鄙弃。在这一倾向受到驳难之际，人们又走向另一极端，认为有必要把驳杂多样的宪法现象全部纳入宪法学的视野，以便彻底地解明这些对象的关联结构。这种所谓“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立场不仅将事实与价值混为一谈，而且它实际上主要是在价值领域进行研究，对事实领域不屑一顾。这导致了宪法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而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就是要克服这一倾向。学者们提出区分事实与价值的根本目的是希望籍此重构宪法学的理论体系。林来梵先生的“规范宪法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建立起来的，是要有效地避开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致力于严肃的、“规范化”的学术营构。一句话，以事实为中心的宪法研究可以克服我国宪法学传统研究取向上的错位和研究方法的不足。

将宪法学研究分为事实与价值两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宪法的事实领域，是我国近年宪法学研究的新气象。从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掀起的关于宪法司法化的广泛讨论，到在四川大学法学院周伟先生推动下以侵犯宪法权利为由提起的一系列案件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全面关注，再到近年来村、居委会乃至乡镇选举等基层民主实践成为学术与媒体的兴奋点，都体现了我国宪法学从事实与价值不分偏重价值演绎轻实践的传统向坚持事实与价值分离并以实践为中心转变的趋势。

3.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平衡理论

的平衡理论也秉承了事实与价值分离并以事实（或实践）为中心的研究路向。将研究区分为事实与价值两域，其最终目的是要将可能、可行的与理想的区分开来，力图在尊重人类普适性价值的基础上发展出真实的、可行的。平衡理论认为：（1）价值不能脱离事实（或实践）而存在，价值必须体现于事实之中。是一种价值实现制度，通过一系列商谈、辩驳、竞争与妥协等平衡机制，人权、民主等价值在其中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2）实践（作为一种事实）与价值并不表现为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所说的都是指某一国家的具体的，一方面，不同国家的在事实（如已经建立起来的具体制度、机构等）上必然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各国赋予的价值也存在差异，如英美等国家的把人权价值置于首位，而大陆法国家的多把民主价值放在重要位置；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偏重自由的价值，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宪法更强调民主的价值。同时，不仅本身是发展的，的价值也是发展的。因此，虽然我们可以说必定体现某些如人权、民主等价值，但这些价值的具体内涵在各国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使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成为可能。而且，这种差异使宪法学走向不同的方向：普适性的价值哲学构成研究价值领域的宪法学，而寻求对实践的普遍性解释理论则是宪法学在实践领域的目标。的平衡理论体现了在实践领域寻求普遍性解释理论的努力。（3）我提出以事实为中心的宪法学研究取向，不是要取消或完全放弃对宪法的应然的、价值的研究，而是将宪法学的研究分为事实与价值两个领域，并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事实领域进行实证分析。这种取向是暂时的，之所以采取以事实为中心研究取向，主要是基于传统宪法学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欠账太多的缘故。

（二）方法论个体主义

1.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传统观念

法学论文范文字 篇3

摘要：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本着强制性、广覆盖性和公益性的原则，我国自2006年7月1日以来实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自实施以来，由于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以及相配套的措施没有到位，致使交强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交强险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提出了完善交强险的相应对策。

论文关键词：交强险，问题，对策

一、前言

2006年7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制度，这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交强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实行交强险制度，其首要目标就是通过国家法律强制手段，提高机动车第三方责任险的覆盖面，在最大程度上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及时和基本的保障，从而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可见，交强险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保障的一个特殊险种。作为我国第一个法定强制责任保险，其人道主义立场和保护交通事故弱势参与者利益的制度价值不容怀疑。交强险实施两年以来，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充分发挥了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但交强险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很多问题。笔者通过实习，认识到保险人越来越多的介入到因交通事故纠纷引起的民事、刑事关系中。本文结合实习中看到的关于交强险纠纷的案例，首先分析了我国交强险实施中的问题，然后给出了完善交强险的建议。

二、交强险制度实施结果证明一盈四亏

交强险制度的实施会对相关主体产生极大的影响，经过2年多的实施，仅仅有保险公司可以从交强险中的受益，而交强险的实施却无法在其它主体上产生同样的效果。甚至经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也未受益。

（一）受害人问题总结

我国交强险实行的是每一事故责任限额制，死亡伤残的责任限额低，并不能使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对每一限额分项，进一步降低了受害人的保障程度。由于交强险针对的是每一起交通事故，而不是事故中的每一个受害人，在多人多车的交通事故中，所有受害人在责任限额中分摊，使得受害人的保障程度进一步降低。我国交强险的制度设计是其不足部分由投保人购买商业三者险为补充，但是很多的因车主或汽车驾驶人，一方面因为缺乏风险意识，另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商业三者险，使得发生交通事故时，并没有经济赔偿能力使受害人得到充分赔偿。

（二）被保险人的问题总结

被保险人普遍反映相对于交强险提供的保障，交强险的保费过高，即车主或驾驶人承担了较高保费，而得到了低保障，被保险人的风险并没有全部转移。从交强险的实施情况看，目前交强险限额低引发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受害人的实际索赔额与交强险限额的差额由谁负担？高收入者自身有经济赔偿能力、风险意识较高，一般通过买商业三者险，转移自己的风险，而低收入者，如摩托车，二手车所有者，他们自身经济赔偿能力低，更需要买商业三者险转移自己的风险，但因为自身风险意识不高加上承担不起高保费，使得这些人中买商业三者险的比例并不高，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就可能得不到赔偿。

（三）保险监管机构的问题总结

《交强险条例》确定了交强险费率不盈利不亏损的费率厘定模式和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核算模式，^v^主要对这两方面实施监管。^v^规定保险公司支付代理人的交强险的手续费不超过4%，但因保险公司左手做交强险右手做商业车险使得^v^难于分清保险公司的经营费用。这就决定了保险监管部门需要投入极大的精力监管费率的厘定，监督交强险业务经营成本和利益是否与其他保险业务混同。^v^疲于监管但效果不佳。

（四）保险公司的问题总结

保险公司可以从交强险经营中获益。如保险公司可以获得现金流，保证资金链的平稳运转，可以吸引投保交强险的客户继续在自己的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或其它车险，扩大市场份额，并借以盈利。但是不盈不亏原则使得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的积极性不高，没有动力去创新。经营交强险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计算机系统更新，财务方面单独核算等，要投入大量成本。同时各保险公司还面临经营交强险的法律环境恶劣，保险责任被法院随意扩大，保险公司经营三者险的风险加大等问题。

（五）法院的问题总结

法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交强险诉讼案件多，判决执行难。法院大多是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减少保险公司的豁免权，实际判决中，很多法院都将诉讼费用，出租车司机的承包金、误工费等间接费用，受害人伤残鉴定费等也判由保险公司承担。《交强险条例》规定了保险公司的四种垫付情形，但实际判决中很多法院也将四种情形下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损失，判由保险人承担的。而保险人根据《交强险条例》并不想承担上述费用，一方面使得法院的判决执行难，另一方面加重了保险公司对交强险的不满。受车主赔偿能力限制，很多时候由于加害人经济赔偿能力不足，或者加害人在受到刑罚时不愿进行经济赔偿使得受害人的损害得不到补偿，不利于社会安定，也不利于法院判决的执行。

三、完善交强险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受害人范围

我国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障范围是被保险机动车所致道路交通事故中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将乘客的伤害排除在外。理论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专门为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维护而设立的，其着眼点在于保障受害人能够取得及时有效的补偿， 在法院判决中很多法院也将车上乘客或正在上车或下车的人视为第三者。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受害人的范围扩大至含有本车上的乘客，这能更好的转嫁车主或驾驶员的风险，提高他们的赔偿能力，使受害人得到保障。

（二）提高人身伤亡赔偿限额

大幅度提高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可以实现对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最充分的救济，符合《交强险条例》的立法宗旨，也符合当下以人为本的国家政策和法制理念。虽然我国交强险把人身伤亡责任限额从6万元提高至12万元，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死亡赔偿额在40万左右，加上医疗费用也飞速增涨，我国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而且我国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实行分项原则，死亡限额为11万医疗费用限额为1万，降低了保障程度，而且责任限额是对每一事故中所有受害人的赔偿限额，若事故中涉及多个受害人则各受害人要对本来就低的限额分摊，使得的受害人获得的赔偿更低，因此笔者认为应进一步提高人身伤害赔偿限额，或者考虑取消分项限额制度，改变目前交强险在多车事故、多人死亡的情况下保障不足的局面。

（三）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享有直接索赔权

目前，除英国外，各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已赋予了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我国交强险应借鉴国外交强险做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受害人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从而可以简化法律关系，节省诉讼成本，强化受害人的权利，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如果受害人不得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仅向被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被保险人赔偿后，再向保险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

在此情形下，受害人的求偿辗转费时，经常遭到被保险人的故意推托，特别是被保险人被判刑服刑时，即使有赔偿能力，也不愿再承担经济上的赔偿责任，对受害人极为不利，不利于实现交强险的初衷。在交通事故人身索赔纠纷案件中，保险人大都是作为共同被告，而不是第三人，可见法院认可受害人对保险人享有直接索赔权，为了避免保险人的不满，益在交强险条例中直接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享有直接索赔权。

（四）实行费率厘定自由化

我国交强险实行的是不盈利不亏损的费率厘定模式，实践表明它仅不能降低交强险费率，反而使保险费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对投保人意味着保险费的提高（如果考虑到保险责任的减少，则保险费将显得更高），对受害人（特别是人身伤亡事故中的受害人）意味着交强险不能为其提供充分的保障，对保险公司意味着没有利润可以分配，对保险监管部门来说意味着疲于监管。因此有必要修改交强险不盈不亏的费率厘定模式。笔者建议可以引入英国交强险费率厘定的自由竞争机制，通过竞争使交强险费率合理化。竞争性的交强险费率不仅可以降低费率减轻投保人负担，而且因为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会降低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保障程度，保险公司也可以获得合理的经营利润，同时保险监管机构也会避免疲于监管交强险的行为。

（五）完善相关法律，保证交强险的顺利实施

由于法律适用性的不明确、各方利益出发点的不同以及对条款理解的差异等，交强险的实施过程中面临许多争议。如保险公司认为该赔法院却判决不赔的；公司认为该拒赔，法院判决赔付的；一审判赔或不赔，二审改判的；不同法院对同类情况作出不同判决的（鉴定费与出租车的份儿钱等各法院存在较大差异）；法院超限额判赔的（不顾交强险限额分项和针对的是每一事故）等等。各法院判决的不统一对于保险人和事故当事人来说都是极其不合理的。有的判决中法院认为道交法的法律位阶高于交强险条例，且现行法律并未对两者的适用规则作出明确规定，从而优先适用道交法。但笔者认为交强险条例和条款的出台晚于道交法，是对我国立法体系的完善，且其规定也更全面、更细化、更专业。因此，我国亟待出台相关法律，完善交强险的法律，明确道交法与交强险条例的适用规则。对于交强险条款中一些界定模糊的问题（垫付与追偿情形是否适用），保险业应尽力和司法部门进行沟通，达成一致的见解，以维护交强险执行的明确性和一致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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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文范文字 篇4

法学院99级法学专业毕业论文情况总结

教务处：

法学院99级法学专业两个班93人已顺利毕业，现将有关毕业论文的情况汇报你处。

一、 法学院99级法学专业03届毕业班为两个班（1班49人，2班44人），共93人，全部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论文，论文的规格、标准按照学校的要求执行。由于^v^非典^v^的原因，参加答辩的同学只有13人。参与论文指导的教师为23人，其中高级职称14人，中级职称9人，每位老师最多指导学生5人，最少1人，平均4人。

二、 学生论文的内容全部在法律学科的范围内，涉及到法理学、宪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商法、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婚姻法、税法以及国际法等内容，覆盖面较广。论文题目除极个别外没有相同的题目。通过老师的评阅，最终共有4位同学的论文获得优秀，83位同学的论文获得良，6位同学的论文获得中，1位同学的论文为及格，没有不及格的情况。

三、 存在的问题

1、 由于现在学生择业比较难，论文的写作时间正与找工作相冲突，因此，势必会影响学生安心写作论文。

2、 由于学生忙于找工作，特别是外地同学常不在学校，影响了老师按照规定对其论文写作过程的监督、指导。

法学论文范文字 篇5

摘 要：德国法上的法律推定分为事实推定和权利推定。法律的事实推定是指通过适用法律的规定，推定未知的事实。在适用法律上的事实推定时，当事人应证明作为推定的基础事实(前提事实)，只要前提事实能够成立，被推定的事实的真伪就明确了。而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是指法律直接从基础事实推断某种权利存在，针对的是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也可以称之为法律状况推定。本文以《证明责任论》一书为基础，试图用更简洁易懂的文字从权利推定的概念和本质、权利推定的排除和权利推定的法律渊源，适用范围和体系地位三个大的方面对权利推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关键词：权利推定 法律关系 证明责任

一、权利推定的概念和本质

(一)概念

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是对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直接推定。该推定是否成立与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没有关系，但本质上法律上的权利推定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对占有物行使权利的人，推定为合法行使权力的人。再如，对土地边界所设置的隔离物推定为共有物。当然，对这种推定仍允许对方提出反证予以推翻，但由于只有事实才能成为推定的对象，因而，不能采取直接证明权利是否存在的方法。要想推翻推定，只能对前提条件的不确定提出反证，一旦前提被证明是确定的时，便不允许推定被反证推翻，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相同，对方不可能对权力推定的结果直接予以证明。有关权利推定的例子很多，如《德国民法典》第891、921、1006、1362条等都是所谓的权利推定，他们都是针对权力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的。

(二)本质

1.其中一些推定是以法院的自由裁判行为为基础的。例如，《民法典》891条的推定以在土地登记册中的记载或注销联系为前提。

如果权利推定应被适用的话，其前提条件必须得到证明。例如《民法典》第1362条第2款的推定以属于妇女个人专用的特定物为前提条件，这一点必须得到证明-§ 。

2.权利推定的对象是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现实存在，或某种权利的不存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只指向某种权利的获得或指向某种法律关系的产生的推定，仅涉及权利形成的事实的存在，必要时涉及权利妨碍的事实的不存在，但不涉及权利妨碍和权利消灭的事实的不存在，该推断仅考虑某种特定的产生要件。

(2)相反对某种权利的现实存在的推定，则不考虑从中可推断出当时存在这一权利的所有事实。

(3)同样权利不存在的推定，要多于权利消灭的推定，也就是说多于权利消灭事实的产生的推定，权利不存在的推定还包括下面的情况：由于不存在权利形成的事实或存在权利妨碍的事实，权利为成功地产生，但同样也不考虑法律能够也必须从中推断出某种权利不现实存在的事实。如果取决于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或消灭的时刻，那么其结果是，权利推定对此提供不了依据。

3.权利推定不是法律后果推定。法律后果不是被推定的，而是被规定的。权利推定更确切的说是法律状况推定，因此，将其称为法律状况推定会更好，更直观些。

4.权利推定的效果如下：

(1)受益于推定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就其主张的权利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权利主张来主张，相反，除推定的原始事实(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占有、继承证书)外，它既不需要就权利产生的要件、权利消灭的要件提出主张，也不需要对其主张加以证明。也即，对于援引权利推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它只需要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并证明此权利推定的基础事实，而不必主张产生权利或消灭权利的事实，更无需证明这些事实。然而权利推定规范的设置，并不能导致拥有权利外观之人终局确定地享有真实权利，只是减轻了他的证明负担，他因此无需积极证明自己权利的真实性，而是将举证责任移转给提出相反主张的人，由其举证反驳权利推定，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想反驳推定，他就必须提出说明推定不正确的主张，且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对其主张加以证明。

(2)对法官而言，法官不仅用不着对权利产生的要件或权利撤销的要件进行认定，而且如同在诉讼中的承认一样，也用不着进行法律适用，他只需要适用推定规范，并根据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在反对的一方当事人就推定的正确性提出异议前，将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其判决的基础。

(3)权利推定的效果原则上有利于有理由提出权利推定所涉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当事人，而不利于每一个被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人。但权利推定的效果有时候会受到限制，如《民法典》1362条第一款的推定只有利于丈夫的债权人。

权利推定属于典型的法律技术，它的出发点是客观事实，但又不绝对受此限制，而是在高度盖然性的经验基础上，用外在的事实状态推导权利存续的状态，即权利外观推定权利的存续、主体和内容。据此，拥有权利外观之人只要举起推定力的盾牌，就无需证明自己物权的客观存在性，并可防御他人对自己权利真实性的攻击；提出相反主张者则要负担该外观之人不享有真实权利的证明责任，以之来推翻相应权利推定。在此，拥有权利外观之人是防守者，其占据了有利的地位，提出相反主张之人是攻击者，其地位较为不利。

不过，尽管这种推定有利于拥有权利外观之人，让其“不证自明”地享有相应的权利，但它仍然顾及了权利外观与真实权利不一致的情形，使得真实权利人在这种情形中能通过“证伪”来推翻通过权利外观推定真实权利的法律效果，从而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可以说，权利推定规范结合了“不证自明”和“证伪”两种方式。

(4)权利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权利推定对证明责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于提出被推定的权利存在或不存在的当事人来说，他只需主张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且在该前提条件有争议的情况下必须加以证明。对于无需依赖基础事实的权利推定来说，连基础事实也不必主张和证明。

第二、对推定所针对的对方当事人来说，想阻止推定或排除推定的效果，则需就以下事实负主张和证明责任：主张和基础事实不相容的事实；主张与被推定的权利不相容的权利状态。如主张自己通过买卖、继承等方式取得了物的所有权，因此该物不可能属占有物的对方所有。对于上述主张，该当事人应负证明责任。

(5)权利推定不同于解释规则和证明规则。对于大多数推定来说，从开始就不适合，因为它不涉及需要解释的意思表示和裁决，对于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和遗产法院的证明而言，解释可能是适宜的，但是，它并不像一个真正的解释规则那样，规定一个特定的解释结果。所以权利推定不同于解释规则；而相比较证明规则而言，权利推定想要的更多，它想推定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直接存在或不存在，之所以说它不是证明规则，是因为证明只以事实为对象，而不是以权利的直接存在或不存在为对象。所以权利推定也不同于证明规则。

二、权利推定的排除

1.以自由裁判行为基础的权利推定，可以以下列方式最终予以排除：例如，可根据《民法典》2362条的规定将继承证书交给遗嘱法院。根据894条的规定，更正土地登记册中的内容。

2.权利推定的效力可以通过对相对规范的前提条件的证明而在当事人之间予以排除。例如1006条，即对方当事人证明，他过去曾占有该物，后来被盗、遗失或因其他原因不再占有，或者占有人只是占有媒介人。

3.权利推定还可以通过对具备推定的前提条件的证据提出反证在当事人之间予以排除。

4.通过反面证明。反面证明为本证，任何当事人，只要推定指向他，他均可对权利推定进行反驳，只有当法院根据其心证积极地肯定：推定不真实，其对立面真实，也就是说，被推定存在的权利不存在，被推定属于对方的权利不属于对方，被推定不存在的权利存在，那么该反面证明就成功了。可见反面证明是一种本证，他必须提出证据推翻依据法律推定的权利，也就是必须达到使法官确信推定的权利不存在的程度。

5.权利推定因相冲突的推定而失去效力。如果具有不同效果的数个权利推定均与同一个具体要件相适应，即构成权利推定的冲突。在此必须通过对相抵触的推定的效力的权横，来决定效力的优劣。只要一个推定必须回避另一个推定，随着它受到反驳，另一个推定会立即得到重新重视。

三、权利推定的渊源、适用范围和体系地位

1.权利推定的渊源只能是法律规范。法律行为不可能作为权利推定的基础。

2.权利推定不仅仅适用于民事诉讼，而且适用于任何一个以推定所涉及的权利存在或不存在为裁决的对象或前提条件的程序。例如执行程序、行政机关的程序、行政法院程序，尤其是享有自由审判权的机构的程序。

3.权利推定不属于程序法，而是属于实体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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