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制度(通用5篇)》

内阁制度（精选5篇）

内阁制度 篇1

略知明史的人都知道，朱元璋废丞相，沿袭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至此终结。

朱元璋之所以废除丞相，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但是，朱元璋太自负了，对他的后世子孙估计过高了，结果最后发展出一个内阁制度，到了明朝中期，内阁大臣在朝野心目中，已俨然宰相了，官场都公开称内阁大臣为“相”，称内阁排位第一的大臣为“首相”，皇帝在公文里也不避讳以“相”来称阁臣了。

▼ 朱元璋《行书大军帖》(故宫博物院藏)

尽管如此，内阁和以往的宰相还是有很大区别，以笔者之见有三点不同：

第一，地位不同。

汉唐宋的宰相机构如丞相府、中书省等等，都是国家法定机构，位列部院之上，宰相也都官居极品;明朝内阁却没有法定地位，内阁大臣正式官衔是大学士，属于翰林院的官职，只有五品，只是通过给阁臣冠以师保荣衔(如太师、太傅、太保)，或照例加某部尚书、侍郎(这个职衔是虚的，用于照这个职衔领取工资)，才提高了品级，位极人臣。

第二，与部院的关系不同。

以往的宰相，是领导部院的，部院属于宰相的下属机构。内阁却不能领导部院寺监。比如六部就直属皇帝领导。内阁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发文，无权指挥朝廷的各部院寺监和地方政府。

▼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后中央机构简图

但是，因为内阁代皇帝对各省、各部院寺监的公文拟批示意见，内阁在当时就被称为“政府”，实际上阁臣的权力并不比过去的宰相小，甚至更大了。只是运转方式、行使权力的名义不同。

内阁行使权力，相对来说具有被动性，行政效率也比过去要低。比如，地方政府有所请示，先要送大内，大内再送内阁，内阁拟批示，再送大内，大内再分送部院拿处理意见(当时称题覆)，部院题覆以后再送内阁，内阁认为不妥的还要打回去，内阁满意了，再拟批示意见，送大内批红。内阁是无权就某事该如何处理直接指挥省级政府的，非要经过部院和大内的程序不可。

第三，产生渠道不同。

中国有句古话，叫宰相起自州县。这是强调宰相要有地方工作经验。可是，明朝的内阁大臣却与之相反。因为内阁大臣开始只是皇帝的秘书、顾问，所以从研究机构——翰林院中选任，渐渐形成了一个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内阁大臣只能出自翰林官，而翰林官是以诗文甄拔出来的;甄拔出来进了翰林院所学的还是诗文。

▼ 《明会典》中关于翰林院职官的规定

▼ 明代翰林院检讨腰牌(图片来自雅昌拍卖官网)

因为选拔制度的原因，总体上说，明朝阁臣的行政能力远不如以前的宰相，像高拱、张居正这样的能臣，实在是凤毛麟角。

▼ 张居正

明朝以祖制治国，非常保守。前期的内阁与后期的内阁不可同日而语了，却还要保持以前的祖制，不敢改变。

内阁制度 篇2

在我国这浩浩汤汤的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之中，我国自秦朝至明朝初期一直奉行的皇权专制，实行的是宰相制度，纵观历史长河我们能够非常直观的发现在我国古代一直被沿用的宰相制度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责任与使命。无论是在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还是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各地的政务宰相都发挥着非常大的辅助功能!但是在我国存留如此之长时间的宰相制度却在明朝初期被朱元璋下令废除，这到底是中国历史上皇权的高达度集中所致还是时代的优胜劣汰呢?随之而来的是内阁制度的建立，内阁制度相对于宰相制度到底有什么优点呢?它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与发展呢?想要探讨清楚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对整个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对替代宰相制度的内阁制度有一个很是细致的了解与分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替代宰相制度的内阁制度究竟是如何让产生与发展的吧。

“胡惟庸案”与丞相制度被废除

在明朝建立的初期，由于国家刚统一没有多久，国家局势也才刚刚稳定下来，中央政府有许多的举措都还没有来得及去实施。所以这时候的明朝制度大体上沿用了元朝制度，但是在沿用过程中并不是直接搬过来直接使用而是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出现了许多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朝中重臣，除此之外，很多人因学业不精，求取功名而不得竟然纷纷不竞走其门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明朝制度的一种破坏与践踏。

幸而朱元璋虽然出身不高但是却十分的有理想，有抱负!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的时候借伺机谋反的罪名将猖狂多年的胡惟庸绳之以法，并且以此为借口“罢丞相不设立，析中书省之政权归六部”。至此在我国古代社会延续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的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少了宰相的辅助，来自全国的各种政务全部都须朱元璋一人亲自处理。

内阁制度的建立

渐渐地，朱元璋深深的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又尝试性的建立了其他体制来代替宰相制度，以分担自己的压力与工作量。而朱元璋的这种想法就为内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机会与萌芽条件。

朱元璋在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开始着手设立殿阁大学士，而设立大学士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有才之人担任自己的顾问与帮手，以备自己不时之需。但是大学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所以并不能够对皇权产生任何的制约，这与朱元璋极力维护的中央专制集权思想并不冲突。转眼之间内阁制度的雏形便这样确立下来，随着明朝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君主专制主义集权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巅峰阶段，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内阁大臣的权力

明朝内阁主要负责是内容是辅佐皇帝决断政务，大学士需要根据皇帝就国家问题提出的问题而叙述自己个人想法与意见，在得到皇帝认可之后方可实行;内阁大学士对皇帝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见并且及时提出劝谏，这也是皇帝赋予内阁大学士的封驳权力。

除此之外，内阁大学士还拥有一项非常大的权力那便是“票拟批答”，即内阁大学士对于各个衙门、文武百官、朝中大臣上呈的奏章进行答案的初步拟定和批注以供皇帝在处理的时候参考做出决策。而“票拟批答”也在后来的明朝中后期成为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形式。从明朝初期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在总体上呈现日益增强的一种趋势。

内阁制度的顶峰

内阁的职权和地位不断上升，朝廷的早朝班次中内阁大学士依旧位居六部之上，六部从之前从属于政府最高职能部门的高位跌落为内阁的下属部门，并且还有“六部办事，唯内阁之命令是从。”这一情况表明内阁的地位看似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是有上升了一个高度。

至此为止，内阁成为明朝最高的政府机关，这也标志着内阁在地位上发展到了历史之巅!内阁之所以能够代替宰相制度发展到历史的顶峰，是因为内阁与皇帝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内阁是皇帝专制的强有力的工具，而皇帝又离不开内阁的协助与辅佐，两者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是达成共识的。除此之外内阁又有着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很好地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

内阁制度的影响

明朝建立的内阁制度极大的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由于皇权与内阁制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当皇权高度集中之时，内阁的权利与地位越高，但是这也形成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局面形成，由于明朝的内阁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辅助机构而已，有些地方要受到宦官的牵制，所以这便使得在当时出现了许多只手遮天得宦官。

综上所述，书中所说的“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之罢丞相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宰相约束与限制的皇权高度集中渐渐失衡，再加上内阁这个机构并不合法，没有真正的实权，一切皆是皇帝赋予，如果再遇上一个昏庸无道的君王，那这就会造成宦官当道的现象了，除此之外，内阁的受首辅大臣为了能够争夺更大的权力常常选择依附宦官，这更加助长了宦官的嚣张气焰。总而言之，内阁的出现与成熟与明朝当时的政治局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内阁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是很深远的。

内阁制度 篇3

内阁在明太祖时即有萌芽。太祖废相之后，政务集于一身，每日“昧爽临朝，日晏忘餐”。据载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至二十一日的八天之内，诸司奏章即多达1660件，共3391事。因此他废相不久就不得不设立辅佐官员，先置春夏秋冬“四辅”官，选民间老儒充任，后又改设殿阁大学士，皆轮值备顾问，此外，又临时任用一些翰林院官员协助处理章奏。

成祖即位后，从翰林院官中特简侍读解缙、胡广，编修黄淮、杨士奇，修撰杨荣，检讨金幼孜、胡俨七人入宫内文渊阁当直，参预机密，自此秘书官员常设，渐有“内阁”之称，且以某殿或某阁大学士名职。对阁臣而言，殿阁大学士只是兼衔，其正式职务仍为翰林院官，品秩不超过五品，且“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但他们朝夕侍内，接近皇帝，“进呈文字，商机密，承顾问，率漏下十数刻始退”，其意见和建议对皇帝制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仁宗、宣宗到英宗正统前期，内阁的地位有了显著上升。当时永乐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合称“三杨”)主掌内阁，其“大学士”头衔之外所带本官的级别一再提升，达到二品的尚书和一品的少傅、少保，内阁之职亦因而“渐崇”。内阁的主要工作，也从过去比较空泛的“参预机务”转变为固定的“票拟”，即代替皇帝阅读臣僚章奏，草拟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亦谓“条旨”。自此票拟逐渐成为内阁最重要和制度化的职掌。虽然内阁的法定角色仍不过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并未获得昔日宰相领导和监督六部行政工作的权力，但在皇帝对阁臣倚赖甚殷的背景下，“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内阁已开始给人以“偃然汉、唐宰辅”的印象。

正统以下，内阁制度继续发展。内阁大学士(亦称辅臣)排名有先后，到英宗天顺时，位居第一者开始有了“首辅”的尊称，其次者称次辅，余人称群辅。首辅设置并非制度规定，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当中形成的，一般指大学士中入阁最早、资历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后来票拟权力逐渐专归于首辅，更加大了首辅与其他辅臣的身份差距。就在朝廷中的地位而言，六部(尤其是六部之首吏部)凭借其最高行政机构身份，时常与内阁相抗衡，但最晚到嘉靖时期，内阁朝会班次已列于六部之前，在阁、部之争中占得了上风。从嘉靖即位起，内阁首辅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权势更重。与此相关，阁臣之间围绕首辅位置的倾轧争夺也愈演愈烈。自嘉靖末年历隆庆一朝，首辅之争激烈，数次易人。

神宗即位后，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的协助下升任首辅，又得到皇太后信任，神宗年幼，对其言听计从。张居正充分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遇，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大规模推行改革，使明朝统治一度出现振兴迹象。张居正因权势过盛，已超出了明朝“祖制”的限度，神宗年龄渐长，亦暗积不平。万历十年居正卒，随后即受到猛烈弹劾，官号被削，家产籍没，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亦大多废止。自张居正之死直到明亡，内阁大臣基本上都是碌碌无为，浮沉守位，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权臣”，内阁政治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

尽管明朝中叶的内阁出现了若干“无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实”的权臣，而且阁臣也常常被俗称为“相”，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内阁仍不能与过去的宰相等同。

首先，内阁在制度上只承担秘书、顾问工作，虽有议政之权，而无监督百官执行之权，不能指挥六部等行政机构。虽然严嵩、张居正诸人事实上控制了六部，张居正还企图通过“考成法”使这种控制正规化，但这只是特殊形势下出现的情况，违反了明朝的制度常规。居正卒后，考成法即被废止。

其次，内阁的议政权也受到很大限制，其票拟是否生效，要取决于皇帝批红，如不合皇帝之意，就必须“改票”，甚或去职。在批红权被宦官窃取的情况下，内阁更是要看宦官的眼色行事。张居正之所以能够专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宦官头目冯保的合作。而且内阁议政带有很大的被动色彩，即主要是被动地接受顾问，在制度上缺乏就大政方针向皇帝主动提出建议的权力。在皇帝怠政时期，阁臣只能通过票拟与皇帝进行文字联络，往往长期不能见面。有明一代共有160余位阁臣，其中像张居正那样勇于任事者只是少数，大部分人的作为十分有限。

第三，在明朝绝大部分时间里，内阁并未被看做正式机构，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办公场所，在官修行政法典《大明会典》中也只是附属于文化机构翰林院之下。内阁大学士多从翰林学士中选任，两者都从事文字工作，性质相近，故内阁时常被称为翰林院的“内署”。

总之，内阁最多只具有“准宰相”的性质，并非真正的宰相。

内阁制度 篇4

《明代内阁制度史》的作者是王其榘，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现主要从事明史研究，其中对明代东北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这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内阁是否是“避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的解释;二是内阁制度建立的过程;三是内阁制形成之后的各朝代对其的改革或变更。其中第二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内容。

对于重点部分内阁制度建立的过程，该书将其分成四个阶段。

在内阁制度产生之前的洪武到建文年间，洪武年间朱元璋废丞相、撤中书省、设废四辅官、设置殿阁大学士，洪武时期的内阁及其大学士“职位卑微”，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机关事务，不得以个人或部门名义发出发出任何指示命令，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也只不过时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建文年间翰林学士可以参与机务且拥有票拟权。

内阁制度建立第一阶段是永乐到宣德年间。永乐时期内阁无衙署，只是解缙等人值班的地点设在文渊阁内，而且阁臣无印信，行文用的是翰林院的印信，对于官员也定额，多时七人，少时三、四人。内阁无官署，各人分别向皇帝负责，无下属佐理官员，无“专制诸司”的职权，而且对六部等部门不许有任何联系，无受驱使的吏役。洪熙年间，把皇帝代言近臣的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宣德年间，皇帝三次光临文渊阁，与杨士奇等儒臣共论明代帝王之事，奏章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制度建立的第二阶段是正统到正德年间。在正统年间，殿阁大学士正式奉命“票拟”，阁臣可提出施政意见，翰林院建成，不再寄居于宫内的文渊阁，内阁与翰林院分开，明代内阁制度基本建成。景泰年间，景泰初期的文渊阁臣的职司，大致又退回到永乐初期的情况，比之正统初年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后退了一步。文渊阁不是一个正式的行政机构，而是为皇帝服务的代言近臣的一个入值场所。文渊阁对六部、都察院等衙门行文，仍以翰林院的名义，六部、都察院等给阁臣的公文，也只称翰林院，入值文渊阁的阁臣中，各人的任职可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成化皇帝宠幸万贵妃和太监汪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昏君，他开创了皇帝不接见大臣的恶例，在位的23年中，只召见过一次内阁大臣，凡事大小都由太监传谕，可以说这个时候内阁制度没有发展前进反而停滞倒退。在这期间阁臣与内臣两次大争斗，均以阁臣胜利告终。弘治年间情况有所改观，内阁无论从才学、能力还是品质，都堪称是明朝最成功的内阁之一。内阁阁臣开始班列六部之上，形式上内阁地位超越六部，内阁辅佐皇帝革除弊政，敢于谏言，最终形成了弘治时期朝政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而正德皇帝荒淫无道，宠幸宦官，内阁不能与司礼监抗衡，完全屈服于内臣的淫威之下，内阁集团已经沦落为宦官集团的办事机构，内阁权力有所跌落。

接下来是内阁制度的形成与相权的出现。嘉靖时期，朝位班次，内阁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隆庆时期，万历时的“名相”张居正正是此时进入内阁的，阁臣兼长部院，是隆庆时的创举，到了隆庆六年有些阁臣一身而二任，且在二月初八，赵贞吉和高拱还有了免奏事承旨，给予阁臣的礼遇超越了府部大臣。万历时期，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张居正实则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阁权扩张使神宗感到威胁，遂削夺阁权，不再委政内阁。事实上，衰败的不仅仅是内阁首辅一人的权力，明代内阁整体上亦日趋衰落，权力地位下滑，已难以发挥作用。

本书除了对内阁制度建立的过程有详细介绍，而且对于内阁制度的其他附加内容，也有概括性总结，就如书中对内阁制度的特点的描写，王其榘将其分成了四个部分。首先提到内阁不是一级行政机关内阁，内阁其实只是文渊阁的别称。内阁无自己的印信，内阁行文，须借用翰林院的印信。而且，对于内阁制度来说，它始终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内阁的职权超出翰林院之外的是“预机务，掌内制，有票拟职权”，但这些“代言之司”，也因人而异，因事而不同。内阁是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产物。内阁实际是皇帝的秘书处。其次内阁阁臣几乎都是翰林文学之士，内阁阁臣从永乐到崇祯末，共有一百六十四人，从他们各个方面的特点来看，内阁阁臣几乎是清一色的进士。到崇祯年间，八股取士的毛病更加显露出来，阁臣中并未有真才实学的人。第三是内阁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受到君权的压制，只有被称为“明初盛世”的永乐到宣德年间，这三个皇帝与内阁阁臣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但解缙、黄淮和杨士奇等人依旧因与皇帝发生冲突或者只是想法与皇帝不一致而遭入狱，只有像胡广、杨荣这种只因遇事顺利，才免掉了灾难。最后就是内阁还受到了司礼监的制约，它是内官十二监中与内阁关系最亲密的，其掌印太监职掌内外章奏。秉笔太监职掌在内阁票拟的文件上批红，下设文书房，负责文件的抄写与传递。因为内阁大学士不仅多年见不到皇帝召见，同时也不能轻易见到司礼监的太监，所以，内阁虽可以从事票拟，但一切疏揭不得不取决于司礼监的批红。总之，内阁的权利并无最初宰相的权利大，而且还受到多方面的压制，再加上人员一味因八股取士入职无真才实学，且又很少有敢谏言的，那么其对于皇帝的帮助就并不大了。

从《明代内阁制度史》全书内容来看，其内容清晰，不仅仅是将内阁的发展过程清晰地分为四个时间段，而且对于一些内容特点或性质，书中基本都十分清晰地将其分点罗列出来。其次就是书中引用大量的史料记载来作为依据，而且每一篇基本都有对前文的总结性话语，如“以上记载表明”“这些事例反映出”“由此可知”等。最后也是最吸引人的一点，在书的末端有对明代正统后皇帝生卒、在位时间和对明代阁臣一百六十四人的介绍，使得读者更了解书中提到的人物，更加清晰时间发展的顺序。

以前我接触过很多根据明朝历史改编的电视剧，在看剧的同时对于其中的一些重大史实的解说会产生很浓厚的兴趣，然后我就会去搜索在历史上这个事件到底是怎样的，于是我在电视剧的带领下了解到一些关于明代的历史。在这样的基础上更有利于我读《明代内阁制度史》这本书，这本书将我以前所了解到的断断续续的明代历史史实联系起来，相当于是系统化了我对明朝的历史认识，同时也使我对内阁制度在明朝发展的曲折过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内阁制度 篇5

明朝内阁制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20]

与汉、唐、宋相比，明代辅相的业绩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汉、唐、宋之宰相都要经历郡邑，而明之阁臣却基本上出于翰林院。他们没有从政经验，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权力不稳定，被司礼监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有抱负也难于施展。

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废丞相的目的是达到了。

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礼监抗衡，双方权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维相济，而只能有对权力的激烈争夺。皇帝宠信司礼时，司礼尽夺内阁权力，如刘瑾、魏忠贤时;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严嵩、张居正时。

严嵩、张居正之显赫，还得讨好司礼监，就是明证。

综观有明一代，内阁对宦官之干政，虽亦起过一点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间，由于阁臣一再坚持，汪直主持的西厂一度被撤。但总的来说，内阁是越来越受制于司礼。内阁为司礼监扼制，以致明代成了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

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六部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在阁之上。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拟权，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权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客观上，则有利于司礼监的擅权乱政。

内阁中矛盾激烈。

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的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所以阁臣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激烈，尤其是“嘉靖以来之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如严嵩拉拢科道弹劾翟銮，使翟被“削籍为氓”。严嵩与夏言互相排挤，致夏言被弃市。

在阁内的纷争中，阁臣不但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致使明中叶以后的政治日益腐败。

从明代内阁制度的种.种特点，可见内阁制度在当时并未能成为与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制度。内阁地位的特殊又使它成了矛盾辐辏之所，各种矛盾的发展，无一不是加剧了政治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