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文写作三要素详解【优秀4篇】》
议论文又叫说理文,它是一种剖析事物、论述事理、发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作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辨是非,以确定其观点正确或错误,树立或否定某种主张。议论文应该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语言精炼、论证合理、有严密的逻辑性。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议论文写作三要素详解【优秀4篇】,希望能够给予您一些参考与帮助。
对论点的具体分析 篇1
“三要素”最大的缺点就是把预设的论点绝对化,不加任何反思。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切事物和观念都是复杂的,由多元的内部、外部矛盾构成,而论点则往往是一个简单的论断,充其量也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元。其狭隘性在一些被视为民族智慧的结晶的格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人定胜天、有志者事竟成、知足常乐、笨鸟先飞、慢工出细活、大河有水小河满等,其实它们都是片面的——人就不能战胜天体运行的规律,在地壳漂移和释放能量的地震中,人是像蝼蚁一样渺小的;光是有志而事不成者比比皆是;知足了,不思进取,就不能常乐;笨鸟后飞更是常见;手工业产品比不上电子计算机程序控制的效率和精确;大河有水小河满恰恰是把事情讲颠倒了,事实上大河都是从小河(支流)汇聚起来的,更科学的道理是小河有水大河满。立论要求明确,故往往概括一种简明的概念或者判断;而概念或判断越是鲜明,就容易简单化、片面化。片面性的反面是全面性,粗浅地说,就是正面和反面。立论的起码要求乃是全面。对于可能隐含着片面的论断,哪怕是天经地义的、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的论点,都不能不假思索地追随,而是要加以全面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论的基本信念,就是:一切命题都是可以分析的,在一切命题的背后都可以分析出反命题来。
分析的前提,就是提出问题。不提出问题,只能人云亦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论点。要提出问题,就要反思,从人所共知的常识到天经地义的权威,从正面肯定到反面否定,冷峻地审视其间隐藏着的矛盾。有了反思,有了对立面,分析才有切入口。周敦颐的《爱莲说》,“出污泥而不染”得到普遍的赞叹,分析性思维则拒绝被动地追随,而是向相反的方面联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然,这并不要求你知道这是出自晋?傅玄《太子少傅箴》,原文为:“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李白的“天生有才必有用”固然是千古名句,但李白的坎坷遭遇恰恰说明,天才并没有得到重用。
议论文教学理论强调立论新颖,要有个性,要有突破,但大多变成了老生常谈,原因就在于:按“三要素”以论点为纲的理论,对共识性的、权威性的观点只能是无条件地盲从。就是备受瞩目的高考作文命题在这方面也每每有误导。汶川地震那年,四川高考的作文题是“坚强”,完全忽略了救灾不但须要意志的坚定性,而且还要严密的科学性。2012年某省的作文题有这样一段提示:“手:伸出是温暖的服务,摊开是放飞的想象,张大是创造的力量,捧起是收获的快乐……”这四项提示具有同类的性质:都是奉献的、向上的、创造的、欢乐的。很明显,这样单向的诱导事实上成了“透明的牢笼”,学生只能做片面的、被动的追随。其实,只要有起码的反思,就不难发现,“手”在汉字中还有种种与之异质的联想:词汇中有“杀手”、“凶手”、“黑手”、“毒手”,成语里有“心狠手辣”、“一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歇后语中有“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等等。
有了矛盾就可以对论点进行分析,就不难提出自己独立、新颖、突破性的见解了。比如,为什么会出现“出污泥而不染”和“近墨者黑”的矛盾呢?主体本身的条件就是决定性的了。同样为安禄山俘虏,王维接受了伪官,可以说是“污染”了;而杜甫却出逃了,可以说是“不染”了。李白无疑是有天才的,他的才华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辉煌的丰碑,然而在政治理性和实践方面却一味空谈,即使进入最高权力圈子,也是一事无成,最后又投错了门路,弄得身陷囹圄。这说明他在政治上并不是天才,只能当个花瓶,连庸才的建树都没有。
从科学发展来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从议论文来说,也就是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议论能力,就不能不为陈腐观念所束缚、所蒙蔽,思想就活不起来。比如“对牛弹琴”一词,历来的共识是讽刺牛的愚蠢的。其典故出自汉朝牟融的《理惑论》,一个叫做公明仪的人,对牛弹奏高雅的“清角之操”,而牛却兀自吃草,不为所动。牟融的结论是:“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要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立论,就要提出问题。这本来不一定绝对是讽刺牛的,也蕴含着讽喻这个弹“清角之操”的高人雅士——明知牛不可能有音乐感,为什么还傻傻地去对牛弹高雅的乐曲呢?又如《列子?天瑞》篇中有杞人忧天的故事(“忧天地崩坠,身无所寄,废寝食者”),本来是讽刺性的:忧虑天掉下来、地坠下去,烦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完全是自寻烦恼、自我折磨。上千年来没有一个人对之提出问题,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有位天体物理学家指出,在这个荒谬的故事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日月星辰,挂在天上,有什么力量使得它们不掉下来?从天体物理学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深刻,直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才回答了这个问题。
立论的生命不是对论点被动的追随,而是让论点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得以深化。对论点中包含的矛盾的分析,就是文章思路展开的过程。如韩愈的《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提出了“师者,传道受(授)业解惑”的论点,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以之为准,选择与之相符的论据,分析“惑”和“解”的矛盾:欲“解”而不能自得(非生而知之),则必从师。韩愈展示从师的'矛盾在于:第一,与年龄矛盾(生于吾前者与生于吾后者);第二,是地位贵贱的矛盾。韩愈的结论是,年龄贵贱都无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就在矛盾的分析中把核心观念深化了。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王栋生老师在作文课上,给学生出了一个题目:“滴水穿石”的启示。题目的矛盾很突出:水是软的,石头是硬的,软水克硬石的条件是什么?学生最初得出的论点是:持之以恒。王老师让学生再想想:还有什么条件造成了矛盾的转化?学生提出了“目标不变”。这样的分析就比通常的认识深化了一步。我以为,还可以继续分析下去:在一般空间如此,但是,在特殊的溶洞里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那就是水滴不但石不穿,相反长出石笋来。
独特的、创新的论点,是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层层衍生出来的。
议论文的结构:在具体分析中深化 篇2
“三要素”理论的缺陷还在于暗示着按论点、论据、论证的顺序展开,似乎是议论文唯一的结构模式。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导。从根本上说,结论不是思考的开始,而是分析的结果,是在正面证明、反面证伪的过程中得出的。经典议论文很少是先有结论再加以论证的,而是先提出问题,再加以层层具体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真理是个过程,具体分析、论证的过程比之结论更为重要。故《过秦论》中,结论只有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得出结论的过程则有占了文章百分之九十的篇幅,且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而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却毁在一芥草民之手:“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鲁迅的《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也一样。文章就抓住“自信”加以分析:第一,不断反反复复地揭示潜在的矛盾;第二,从正面到反面,揭示矛盾是如何转化的。原来我们相信地大物博,这应该是“自信”。但分析的结果不是自信,而是“信地”。后来,日本打进东三省,又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这也不是“自信”,而是“他信”。这两个层次,把分析放在自信的“自”上,都不是信自己。然后提出近来的求神拜佛,就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了“信”上,连“他信”都不如,而是自“欺”。鲁迅的分析严密而深刻,用的是关键词的具体分析方法,从正面肯定轻而易举地分析出反面。以上均属质的分析。鲁迅并未罢休,接着更进一步从量的方面进行分析:这是公开的文字、表面的现象,“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也就是在量上占了“优势”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不过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鲁迅的结论是:“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如果鲁迅采取“三要素”的方法,先说我们中国存在着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人,举些例子,文章就没有分析的过程,也就没有活气了。
以层层具体分析达到结论,可以说是议论文活的灵魂。
对正例和反例的个体分析 篇3
“三要素”的论证原则是:根据论点选择论据。这本是形式逻辑原则,但却丢弃了形式逻辑对论据的规定:要有普遍的涵盖性,不能是“孤证”,也不能是类比性的。从辩证逻辑来看,论点是普遍的,而例证却是极其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观点和材料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有限的举例并不能证明普遍原理,其所以被广泛运用,仅仅是因为例子的感性,有助于对抽象的道理的“说明”。严格说来,形式逻辑选择论据的原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选择就意味着排除。选择了与论点一致的材料,就是排除了与之不一致的材料的结果,无视这样的矛盾,论证就必然是盲目的。举个通俗的例子,面前有一群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如果论点是全都是男人,可以把女人排除,把男人一个一个排列出来;如果论点是全都是女人,也可以把男人排除,把女人一个一个排列出来。不管排列多少,也不可能证明这群人全部是男人或者女人。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及格的方法,居然堂而皇之地写到中学课本甚至大学教材中去了!
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早就批判过这种方法。他在《谈谈写论文》中这样说:“搞研究工作,最忌的是先有结论,然后找例证,这是很有害的……凡是先立结论,然后去找例证,往往都靠不住。因为你往往是主观的,找一些为你所用的例证,不为你所用就不要,那自然就错误了。”在英国哲学家罗素看来,这无异于“自我蒙蔽”,属于应该避免的“愚蠢的见识”:
对于那些容易助长你狂妄自大的意见尤宜提防。不论男人或女人,大多都坚信男性或女性特别优越。双方都有不可胜数的证据。如果你自己是男性,你可以指出大多数诗人和科学家都是男子;如果你是女性,你可以用大多数罪犯也都是男子来反唇相讥。
不言而喻,要对任何问题作严肃的论证,不但不能排除与论点不一致的反例,而是要十分珍惜。自然科学理论(科学学)学者波普尔将之上升为理论:反例高于正例,证伪高于证明。比如,有一个经典命题: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可以举出例子,中国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外国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古代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当代人看到天鹅是白的。这是否就能证明一切天鹅是白的呢?不能。只要有人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被证伪了。因为一切就是无穷大、无限,而所举的例子则是有限的。可以用数学方法计算其正确的机率:一切,无穷大,是分母;而例证,有限,是分子。有限加有限,加到n次还是有限,相对于无穷大分母,机率等于零,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而其结论“并不是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则肯定是对的。这就说明,证伪高于举例证明。“三要素”的所谓“证明”,只能“说明”已有的理念,而“证伪”却可以对现成的理念有所突破。严肃的论证应该是把证明和证伪结合起来,在寻找白天鹅的同时寻找黑天鹅。对白天鹅与黑天鹅的矛盾进行质的和量的分析,这就不但是分析论据,而且分析论点,突破了旧论点,创造了新论点。
创新的论点不是用与论点相一致的例证确立的,而是从正例与反例中具体分析出来,并逐步得以深化的。在灵活驾驭反例方面,苏洵的《六国论》表现得最为典型。针对世俗之见(认为六国之灭是战败于秦),他提出,恰恰相反,是不敢战而败:表面上六国是战而败,但事实上却是“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在强敌面前,不敢战,总是割地求和,虽然得到一时的平安,但是,却在整体力量对比上,削弱了自己。“破灭之道也”,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文章的精彩,不仅仅在论点精辟,而且在于主动提出对论敌有利的论据,然后加以分析,使之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论点。苏洵提出的第一个反例是:“六国互丧,率赂秦耶?”六个国家并不是每一个都割地求和的。他的分析是“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不求和的,因为别人求和了,失却了强大的同盟军。这就造成了奇怪的后果,对方奉送的和战胜获得的相比达到“百倍”。接着分析第二个反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齐国并未向秦国割地求和,不也是灭亡了吗?苏洵的回答是:“与嬴而不助五国也。王国既丧,齐亦不免矣”,因为五国在被侵凌的时候,齐国见死不救,等到五国都垮台了,齐国也就不能自保了。第三个反例是:“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燕赵两国敢于和秦国抗衡,最后不是也灭亡了吗?苏洵的回答是:“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小国屡屡战胜大国,这是确凿的事实。可惜的是,赵国把李牧将军诛杀了。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不是战而败,而是敢战的战略不能坚持(“惜其用武而不终也”)。大国灭亡得快,燕赵是小国,最后才灭亡,更说明敢战之败优于不敢战之败。
从三个层次驳斥了论敌,文章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光有破,没有立,文章毕竟不够饱满,最后,苏洵乘势直下,从正面发展出自己的延伸论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如果不是把物质财富拿来讨好侵略者,而是用在厚待人才,则秦人就吓得吃不下饭了,统一中国的就可能不是秦国了。
从“我思故我在”到“我分析故我在” 篇4
其实,议论文教学的最高目标并不完全在作文,而在于“作人”。西方哲人说“我思故我在”,反过来说,“我不思故我不在”。一所著名大学新闻系的课本中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便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一位将军觉得这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封建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这位将军当然算是有独立之思想,有自由的精神的了。但是,这还不够,还要具体分析二者的反差。这一点鲁迅在《近代木刻小引》(收录在《集外集拾遗》)中倒是说过,“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
善于具体分析,不仅是作文的水平、为人的高度,而且是口语交际的素质。有的人在正规的会议上离开了事先准备的讲话稿每每就失语、不能即兴应对,问题就出在不善于现场随机具体分析,以自己超群的智慧和人格魅力赢得他人的尊重。尤其是在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反例)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正例)时,更需要思想的高度自由和生命的高度张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我思故我在”不但可以引申出“我不思故我不在”,而且可以引出“我反思故我在”、“我分析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