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优秀10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对事迹都再熟悉不过了吧，事迹是指对本单位具有突出事迹的集体和个人整理出的文字宣传材料。拟事迹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优秀10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时代楷模南仁东事迹介绍 篇1

南仁东，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FAST工程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

1963年，南仁东以高考平均98.6分（满分100）的优异成绩夺得“吉林省理科状元”称号，并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即使和现在那些被标上“天才少年”的年轻科学家比，南仁东当时也毫不逊色。

改革开放后，他代表中国天文台的专家曾在国外著名大学当过客座教授，做过访问学者，还参加过十国大射电望远镜计划。这位驰骋于国际天文界的科学家，曾得到美国、日本天文界的青睐，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当时他一年的工资，只等于国外一天的工资。

1993年，日本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南仁东跟同事说：“咱们也建一个吧。”

1994年始，主持完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的选址、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主编科学目标，指导各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其模型试验。

南仁东冒雨进行选址考察

20xx年9月25日，FAST竣工进入试调试阶段。利用这一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人类可以观测脉冲星、中性氢、黑洞等等这些宇宙形成时期的信息，探索宇宙起源。

20xx年9月15日晚，南仁东因病情恶化逝世，享年72岁。从一句“咱们也建一个吧”到FAST工程主体落成，南仁东花了整整22年。

FAST简介

1963年，美国科学家在波多黎各修建了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Arecibo Observatory)，直径305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射电望远镜接收数亿光年以外的电磁波，这是宇宙真正的语言。

中国的FAST镜面直径更大（500米），望远镜的`灵敏度是阿雷西博的2.25倍，更为重要的是，FAST覆盖天空的张角为40°，而阿雷西博只有20°。这意味着FAST能够轻松突破阿雷西博望远镜因张角太小所面临的观测天区面积小的限制。

从1994年提出建设射电望远镜的概念，到最为艰难的选址，再到攻克技术上的一个又一个难关，与此前著称于世界的两个最大射电望远镜相比：一个是号称“地面最大机器”的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另一个是被评为人类20世纪十大工程之首的美国阿雷西博300米望远镜，FAST的灵敏度比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提高约10倍，比美国阿雷西博300米望远镜提高约2.25倍，并且在观测时会变换角度，接收更广阔、更微弱的信号。预计在未来10-20年时间里，FAST将一直保持世界领先的水平。

“我谈不上有高尚的追求，没有特别多的理想，大部分时间是不得不做。人总得有个面子吧，你往办公室一摊，什么也不做，那不是个事。我特别怕亏欠别人。国家投了那么多钱，国际上又有人说你在吹牛皮，我就得负点责任。”

——南仁东轻描淡写地带过了自己22年来在这个项目上的投入和坚持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 篇2

2021年3月31日，“中国天眼”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它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它首次发现脉冲星是在2017年8月22日，那时候南仁东正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

而截至2021年3月29日，通过“中国天眼”，我国已发现300余颗脉冲星。

为什么特别说到脉冲星？

“脉冲星就像宇宙中的灯塔。由于它精准的规律性，脉冲星还被认为是宇宙中最精确的时钟。”南仁东曾这样说。

想象一下，就像你在大海上看到灯塔上的航标灯，航标灯不断地旋转着，一明一灭。脉冲星自转时发出的光，就像灯塔的光束不断地扫过太空。当它的光束直射到地球时，就是用射电望远镜能探测到的脉冲星信号。

再想象一下，人类进行深空探测、星际航行，如果飞往火星，或飞出太阳系，甚至飞出银河系，那是无法用地球上的定位系统去导航的。如果确知分散在宇宙中的很多脉冲星的位置，就可以通过它们来定位和导航。同理，当人类发射飞船去火星或更遥远的地方，在行程中发回脉冲信号，“中国天眼”就能接收到它的信号，并判断它的位置。

“中国天眼”的功能远不只是寻找脉冲星。按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权威说法，“中国天眼”的设计综合体现了我国高技术创新能力。它将在基础研究众多领域，例如在物质深层次结构和规律等方向，提供发现和突破的机遇；它还将推动众多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25米。相比美国350米口径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差距巨大。时隔16年，“中国天眼”，这个500米口径的球面射电望远镜横空出世，一举挺进到人类探测宇宙奥秘的最前沿。那么，它是怎样出现的？

南仁东就是“中国天眼”的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南仁东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17日，南仁东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同年9月，坐落在贵州的“中国天眼”基地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二

吉林省东辽河上游的辽源，是南仁东的家乡。1945年2月19日，南仁东在这里出生。

少年南仁东爱看“小人书”，口袋里有几分钱就会到出租连环画的书摊去。有时口袋没钱，摊主也让他免费看。一个人小时候对“不知道的事物”充满兴趣，眼界和情怀都会在阅读中悄悄地生长。

南仁东读书成绩不错，但直到上了初中，也只是不错，并不很突出。有位名叫赵振声的老师观察南仁东，认为这个学生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出类拔萃呀！一个星期天，赵振声把南仁东叫到家里“谈了一天”。谈什么？就是鼓励南仁东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南仁东考上大学后，曾特地去看望赵老师。他一生都感激赵老师在他15岁的那个星期天，打开了他的人生之志。

人生之志！这是中华文化弦歌不辍的精神瑰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心中有没有志，学习是不一样的。18岁那年，南仁东参加高考，以吉林省理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录取。

1968年初冬，大学毕业的南仁东被分配到吉林通化无线电厂。这是个1966年新建的小厂，总共不到150人。这个普通的工厂，成为南仁东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另一所大学——社会实践大学。

起初，厂里安排他去包装车间。他去车间里转一下就出来找厂长“理论”，要求换工种。厂长把他改分到无线电组装车间去做“小金工”。金工是各种金属加工工作的总称，包括车、铣、刨、磨、钻等工艺。南仁东喜欢小金工。可是，他很快就体验到“连车个简单的小零件也连连出废品”的尴尬。正是这尴尬，使他认识到什么是“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并重新认识“工人”二字的含义。

1969年厂里接上级任务，要研发便携式小型收音机。南仁东入选厂科研小组。这是厂里以前没干过的事，怎么攻克这难题？厂里号召大家向大庆油田学习。学着学着，他被王进喜的话打动了：“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的矛盾。”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时工厂操场的墙上、车间里、食堂里都贴着王进喜这句话。那时关心工厂研发收音机的不只是科研小组成员，而是全厂职工包括家属。南仁东感到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在鼓舞着研发。

他边学边干，把大脑里的知识去生产线上对号入座，把理论上的难题去与机器的实际运转磨合，他很快成为研制小组的骨干。24岁的南仁东和技术员、工人们一同研发的收音机终于成功了。工厂里一片欢呼，大喇叭里播放着他们研发的收音机收到的歌声：“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

他们研发的“向阳牌”收音机走俏全国，成为著名品牌。这是南仁东第一次参加一项科研新产品的设计研制，第一次实现了把知识变成技术，把技术变成产品，进而变成商品，进入千家万户的过程。这个经历对南仁东非常重要。

他在通化无线电厂“学工”10年，经历了研制便携式收音机、电视发射机和小型智能计算器的全过程。今天通化厂的老干部、老工人对南仁东的评价是：他车、钳、铆、电、焊样样都会，样样都精，设计、制图也很专业。

“我是个战术型的老工人。”南仁东这句话里有他对自己青年时代工厂生活的回忆，有他同工友们的友谊……那种在车间里铺开图纸，一边端着饭盒吃饭，一边讨论技术问题；那种日夜加班，没有加班费，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那种大热天吃完饭，用手抹一把脸上的汗，接着干的生活是快乐的。

南仁东初进厂不愿去包装车间，后来他却主动去包装车间“补课”，还去锅炉房干活。他还琢磨统筹谋划、分工协作，了解从原材料进厂到出成品，中间有多少工序。这已不只是技术，连科研带生产，包括设计、绘图、论证、材料准备、购置新设备、设备维修、计划调度、人员配置、成本核算……他全部去了解去实践。他为什么这样做？

什么叫总工程师？哪一块都拿得起来，权威性就有了，协调能力就有了。多年后，南仁东成为“中国天眼”的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通化无线电厂是他成长的摇篮。

1978年，南仁东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为天体物理专业研究生。“告别那天，很多人掉泪了。”如果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也许不容易理解这告别中的深情。他的青年时代，党和国家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南仁东做到了。

三

1981年南仁东获硕士学位，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档案里记载着这一时期他取得的一系列专业成就。然而能做出创造性成就的人不是只靠“专业”，1985年，南仁东感到需要走出去开眼界了。

这年他40岁。秋冬之交，他去苏联访问了两个射电天文台，也是为了去看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家乡。学生时代，他喜欢读文学作品，最打动他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一直为保尔·柯察金所感动着。他不知道养育了保尔·柯察金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他很想去看一看。

他去了。那里有他青年时代的英雄情结。我想，南仁东去看保尔·柯察金生长的地方，是想去寻找一座精神的熔炉。然而，此后他将以自己的生命经历证明：真正的熔炉不在别处，就在他自己的理想、情感、信仰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中。

我为什么写下这些？我曾用了一年多时间追寻南仁东，渐渐从他亲朋好友的回忆中，从朦胧到清晰地看见一个毕生朝着自己认定的人生价值去作为的南仁东。我日益看见他性格和爱好中所凝练的意志，渐渐感觉能听见他灵魂的声音……南仁东在苦苦追觅、积累、探索天体宇宙方面的学问，以及要用这些学问去从事的创造。就其个人来说，这是需要投入超乎寻常的精力、需要有足够的奉献精神的事业。要知道，南仁东主持的“中国天眼”是在非常的艰难中争取立项。如果没有非凡的理想，没有非凡之志，他会去争取、会去做吗？

我再次看到，一个人心中坚忍不拔的志向，这种心志所凝聚的价值观，是比才华重要得多的东西。

四

1993年发生的一件事，是值得在这里记述的。

这年9月，国际无线电科学联合会第二十四届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南仁东参加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所属的射电天文学分部的会议。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多国天文学家共同提出：要抓紧建造新一代功能强大的“大射电望远镜”。因为地球上无线电的大量使用，越来越多的电波干扰了接收外太空信号，如此下去，人类将被封锁在自己发出的无线电波之内，无法对浩瀚的宇宙做更深入的探索研究。

这是要超越美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一国的力量难以实现，须多国联手。于是，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0国代表组成。

在中科院科学传播局主办的南仁东事迹展里，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他先后在荷兰、日本、美国、英国及意大利等多家天文机构进行客座研究，回国后曾任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从1985年到1993年这8年，南仁东去多国天文机构做客座研究。他在日本京都参加射电天文学分会的讨论，深知多国将联合建造大射电望远镜这件事的意义！1993年9月24日，他从日本回到北京，迅速向中科院提出：我们要积极争取让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

“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机会。”南仁东说。如能争取到，将极大地提高我国天文学乃至基础科学的研究水平。但是，多国也在争取，我们有希望争取到吗？只有去筹措，才有希望。南仁东开始四面八方联络一批天文学家共谋此事。

1994年初春，北京天文台院子里的树枝冒出新绿的时候，南仁东拿出了一篇《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共1.73万字，融入了我国天文学家积蓄百年的科研理想和奋斗激情。这是一份历史性文档，也是南仁东全力以赴为国“出征”的宣言书。

建议得到中科院支持。随即着手选址。这年6月底，他和一位在选址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相遇，这个人就是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博士聂跃平。

在贵州万山深处选址，这是南仁东与农民结合的10多年。无论去哪里，总有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为他带路。无路的地方，要用柴刀在丛林中劈出一条路来，没有农民兄弟的帮助是进不去的。而建造“中国天眼”，也正是在无路的地方辟出一条路来。

雨衣、解放鞋、柴刀、拐杖，是他们长年携带的装备。这是南仁东、聂跃平和选址的科研人员再次经历的“社会实践大学”。不论科学多么尖端，理想多么高远，仍需脚踏大地前行。

最让南仁东无法忘怀的是，普定和平塘两地，仅仅听说尚家冲和大窝凼有可能成为大射电望远镜的台址，农民们就把能通汽车的路修到了大山深处。

“不要修，不要修，还没定啊！”南仁东反复说。可没人听他的。那是冬季，那两条路都是在荒山野岭中修出来的。当时的贵州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那里的农民有股精气神，他们筑路的劳动里有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东西。

南仁东曾说“要积极争取”，贵州人民的“积极争取”一次次让南仁东感动泣下。漫长的12年选址和种种“积极争取”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挫折，贵州人民的殷切期望和真情相待，是他最大的支持力量。

五

选址是卓有成效的。就因中国的选址报告，1995年10月，有30多位国际著名的天文学家到中国贵州来开现场考察会。但此后，南仁东遇到的困难变得复杂起来。他越来越感到有一股力量在阻止中国争取到这个国际项目。1997年，南仁东意识到，不能把希望完全放在争取国际项目上。一个想法逐渐在他的头脑里成熟：我国应自主建造一架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这个计划被命名为FAST。

这是南仁东的“两手准备”之一，他并没有放弃争取国际大射电项目。南仁东曾去征求一位外国友人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连汽车发动机都做不好，怎么能造大射电望远镜？” 这句话激起南仁东痛彻的反思。他想起自己十分敬佩的“两弹一星”科学家，当年中国的科技、经济条件都很落后，但老一辈科学家却成功搞出了“两弹一星”！南仁东强烈地意识到：关键技术需要自主创新，老一辈科学家做了很好的榜样，我们现在要向他们看齐！

这期间他的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结肠溃疡困扰了他多年。由于他抽烟多，同事们担心他肺部出问题，曾多次劝他去医院检查。他总是说工作忙没时间，不去体检。同事说他生怕查出问题会影响“大射电”立项。他的学生说，南老师其实是个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但他说，我要用没死的时间去完成FAST这项巨大工程。他说我们没有退路，FAST没有退路，我们的民族也没有退路，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南仁东在大窝凼施工现场（2013年12月31日摄）。新华社发（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就在2005年11月，60岁的南仁东向中科院提出：要向国家申请，由我国独立自主建造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2006年7月，中国申请国际大射电望远镜的方案被否决。2007年7月，我国发改委批复FAST工程正式立项。

这天，南仁东把团队集合起来，对大家说：“FAST立项，不意味着胜利，我们只是刚刚出发。但是，我们正向宇宙的深处进军。”

六

壮志可嘉。但，能不能成功？

从1993年开始，南仁东联系了20多家大学和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从那时起，他不仅是研究FAST的首席科学家，也是研究众多科学家的科学家，他由此看到“可能性”的存在，重要的是把散在各地的科研力量凝聚起来！这个过程，就是FAST总工程师的诞生。

FAST一经正式立项，决定由我国自主建造，全国积极参与这项大科学工程建设的有近200家大学、科研院所和大中型企业，2016年9月25日，FAST终于落成启用。

南仁东生前淡泊名利，在天文台众所周知。他说过：“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的一生无论做过什么都微不足道。”但是人们记得南仁东，不少外国友人也记得南仁东。英国天文学家乔瑟琳·贝尔就是其中之一。

乔瑟琳·贝尔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脉冲星的人。2017年8月她到中国贵州，第一次看到绿水青山之中藏着这样一个巨大的射电望远镜，空中高悬着馈源舱，一切有如幻想的天宫奇境……她赞叹道：“太美了！这是一位画家设计的吗？”她当然知道，这是南仁东设计的，她是对设计之美发出由衷的赞叹。

每个人都有理想。南仁东把一生的三大理想——美术、建筑、科学——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如此开阔地将地球、人类，同宇宙联系在一起。

我一遍遍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留下的影像，听到他将FAST的科学意义概括为7个字：“一黑二暗三起源”。一黑是黑洞，二暗是暗物质、暗能量，三起源是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生命起源。他说这都是FAST要探索的任务。他的声音很小，短促而吃力，有些话连不起来，但反复听，还是能听出他的思索。他在最后的生命时光中，依然没有停止关于宇宙与生命的思索……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 篇3

吉林省东辽河上游的辽源，是南仁东的家乡。1945年2月19日，南仁东在这里出生。

少年南仁东爱看“小人书”，口袋里有几分钱就会到出租连环画的书摊去。有时口袋没钱，摊主也让他免费看。一个人小时候对“不知道的事物”充满兴趣，眼界和情怀都会在阅读中悄悄地生长。

南仁东读书成绩不错，但直到上了初中，也只是不错，并不很突出。有位名叫赵振声的老师观察南仁东，认为这个学生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出类拔萃呀！一个星期天，赵振声把南仁东叫到家里“谈了一天”。谈什么？就是鼓励南仁东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南仁东考上大学后，曾特地去看望赵老师。他一生都感激赵老师在他15岁的那个星期天，打开了他的人生之志。

人生之志！这是中华文化弦歌不辍的精神瑰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心中有没有志，学习是不一样的。18岁那年，南仁东参加高考，以吉林省理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录取。

1968年初冬，大学毕业的南仁东被分配到吉林通化无线电厂。这是个1966年新建的小厂，总共不到150人。这个普通的工厂，成为南仁东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另一所大学——社会实践大学。

起初，厂里安排他去包装车间。他去车间里转一下就出来找厂长“理论”，要求换工种。厂长把他改分到无线电组装车间去做“小金工”。金工是各种金属加工工作的总称，包括车、铣、刨、磨、钻等工艺。南仁东喜欢小金工。可是，他很快就体验到“连车个简单的小零件也连连出废品”的尴尬。正是这尴尬，使他认识到什么是“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并重新认识“工人”二字的含义。

1969年厂里接上级任务，要研发便携式小型收音机。南仁东入选厂科研小组。这是厂里以前没干过的事，怎么攻克这难题？厂里号召大家向大庆油田学习。学着学着，他被王进喜的话打动了：“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的矛盾。”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时工厂操场的墙上、车间里、食堂里都贴着王进喜这句话。那时关心工厂研发收音机的不只是科研小组成员，而是全厂职工包括家属。南仁东感到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在鼓舞着研发。

他边学边干，把大脑里的知识去生产线上对号入座，把理论上的难题去与机器的实际运转磨合，他很快成为研制小组的骨干。24岁的南仁东和技术员、工人们一同研发的`收音机终于成功了。工厂里一片欢呼，大喇叭里播放着他们研发的收音机收到的歌声：“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

他们研发的“向阳牌”收音机走俏全国，成为著名品牌。这是南仁东第一次参加一项科研新产品的设计研制，第一次实现了把知识变成技术，把技术变成产品，进而变成商品，进入千家万户的过程。这个经历对南仁东非常重要。

他在通化无线电厂“学工”10年，经历了研制便携式收音机、电视发射机和小型智能计算器的全过程。今天通化厂的老干部、老工人对南仁东的评价是：他车、钳、铆、电、焊样样都会，样样都精，设计、制图也很专业。

“我是个战术型的老工人。”南仁东这句话里有他对自己青年时代工厂生活的回忆，有他同工友们的友谊……那种在车间里铺开图纸，一边端着饭盒吃饭，一边讨论技术问题；那种日夜加班，没有加班费，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那种大热天吃完饭，用手抹一把脸上的汗，接着干的生活是快乐的。

南仁东初进厂不愿去包装车间，后来他却主动去包装车间“补课”，还去锅炉房干活。他还琢磨统筹谋划、分工协作，了解从原材料进厂到出成品，中间有多少工序。这已不只是技术，连科研带生产，包括设计、绘图、论证、材料准备、购置新设备、设备维修、计划调度、人员配置、成本核算……他全部去了解去实践。他为什么这样做？

什么叫总工程师？哪一块都拿得起来，权威性就有了，协调能力就有了。多年后，南仁东成为“中国天眼”的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通化无线电厂是他成长的摇篮。

1978年，南仁东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为天体物理专业研究生。“告别那天，很多人掉泪了。”如果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也许不容易理解这告别中的深情。他的青年时代，党和国家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南仁东做到了。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 篇4

1993年发生的一件事，是值得在这里记述的。

这年9月，国际无线电科学联合会第二十四届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南仁东参加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所属的射电天文学分部的会议。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多国天文学家共同提出：要抓紧建造新一代功能强大的“大射电望远镜”。因为地球上无线电的大量使用，越来越多的电波干扰了接收外太空信号，如此下去，人类将被封锁在自己发出的无线电波之内，无法对浩瀚的宇宙做更深入的探索研究。

这是要超越美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一国的力量难以实现，须多国联手。于是，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0国代表组成。

在中科院科学传播局主办的南仁东事迹展里，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他先后在荷兰、日本、美国、英国及意大利等多家天文机构进行客座研究，回国后曾任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从1985年到1993年这8年，南仁东去多国天文机构做客座研究。他在日本京都参加射电天文学分会的讨论，深知多国将联合建造大射电望远镜这件事的'意义！1993年9月24日，他从日本回到北京，迅速向中科院提出：我们要积极争取让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

“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机会。”南仁东说。如能争取到，将极大地提高我国天文学乃至基础科学的研究水平。但是，多国也在争取，我们有希望争取到吗？只有去筹措，才有希望。南仁东开始四面八方联络一批天文学家共谋此事。

1994年初春，北京天文台院子里的树枝冒出新绿的时候，南仁东拿出了一篇《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共1.73万字，融入了我国天文学家积蓄百年的科研理想和奋斗激情。这是一份历史性文档，也是南仁东全力以赴为国“出征”的宣言书。

建议得到中科院支持。随即着手选址。这年6月底，他和一位在选址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相遇，这个人就是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博士聂跃平。

在贵州万山深处选址，这是南仁东与农民结合的10多年。无论去哪里，总有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为他带路。无路的地方，要用柴刀在丛林中劈出一条路来，没有农民兄弟的帮助是进不去的。而建造“中国天眼”，也正是在无路的地方辟出一条路来。

雨衣、解放鞋、柴刀、拐杖，是他们长年携带的装备。这是南仁东、聂跃平和选址的科研人员再次经历的“社会实践大学”。不论科学多么尖端，理想多么高远，仍需脚踏大地前行。

最让南仁东无法忘怀的是，普定和平塘两地，仅仅听说尚家冲和大窝凼有可能成为大射电望远镜的台址，农民们就把能通汽车的路修到了大山深处。

“不要修，不要修，还没定啊！”南仁东反复说。可没人听他的。那是冬季，那两条路都是在荒山野岭中修出来的。当时的贵州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那里的农民有股精气神，他们筑路的劳动里有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东西。

南仁东曾说“要积极争取”，贵州人民的“积极争取”一次次让南仁东感动泣下。漫长的12年选址和种种“积极争取”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挫折，贵州人民的殷切期望和真情相待，是他最大的支持力量。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 篇5

20xx年3月31日，“中国天眼”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它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它首次发现脉冲星是在20xx年8月22日，那时候南仁东正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

而截至20xx年3月29日，通过“中国天眼”，我国已发现300余颗脉冲星。

为什么特别说到脉冲星？

“脉冲星就像宇宙中的灯塔。由于它精准的规律性，脉冲星还被认为是宇宙中最精确的时钟。”南仁东曾这样说。

想象一下，就像你在大海上看到灯塔上的航标灯，航标灯不断地旋转着，一明一灭。脉冲星自转时发出的光，就像灯塔的光束不断地扫过太空。当它的光束直射到地球时，就是用射电望远镜能探测到的脉冲星信号。

再想象一下，人类进行深空探测、星际航行，如果飞往火星，或飞出太阳系，甚至飞出银河系，那是无法用地球上的定位系统去导航的。如果确知分散在宇宙中的'很多脉冲星的位置，就可以通过它们来定位和导航。同理，当人类发射飞船去火星或更遥远的地方，在行程中发回脉冲信号，“中国天眼”就能接收到它的信号，并判断它的位置。

“中国天眼”的功能远不只是寻找脉冲星。按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权威说法，“中国天眼”的设计综合体现了我国高技术创新能力。它将在基础研究众多领域，例如在物质深层次结构和规律等方向，提供发现和突破的机遇；它还将推动众多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25米。相比美国350米口径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差距巨大。时隔16年，“中国天眼”，这个500米口径的球面射电望远镜横空出世，一举挺进到人类探测宇宙奥秘的最前沿。那么，它是怎样出现的？

南仁东就是“中国天眼”的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20xx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南仁东改革先锋称号。20xx年9月17日，南仁东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同年9月，坐落在贵州的“中国天眼”基地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 篇6

1月11日，“中国天眼”顺利通过国家验收，灵敏度达到全球第二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2.5倍以上。通过国家验收，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工程成功的标志，意味着“中国天眼”完成了工程师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接棒，同时吹响了凝练科学方向、集中科研力量、全天候观测、加快科学研究的集结号。（来源：新华社）

从器不如人到技高一筹，这一变化体现出中国望远镜技术实现了从追赶到局部领先的跨越。

中国人经历过技术落后，受人欺凌的时代，更懂得珍惜每次的技术突破，也更明白每一次的技术进步甚至领先意味着什么。而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技术进步背后，是默默奉献、不为人知的科研人。

南仁东被称为“中国天眼”之父，他是“中国天眼”的主要发起人和奠基人，几乎参与了“天眼”建设的全部环节，为工程顺利落成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97年提出FAST工程概念后他力主中国独立建造到20xx年逝世，他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射电望远镜的建设上，期间为了寻址，十二年里几乎跑遍了贵州所有洼地，工程建设的`五年半他牢牢扎根在现场，他曾说“（天眼）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其中体现出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值得所有人为他竖起大拇指。“年过古稀未伏枥，尤向苍穹寄深情”，在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将所有的精力放在“中国天眼”的建设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彰显品格之高尚，精神之伟大。截至目前，FAST已发现132颗优质的脉冲星候选体，其中有93颗被确认为新发现的脉冲星。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 篇7

20xx年1月31日晚8点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CCTV-1)大 型文化节目《故事里的中国》第二季播出《“天眼之父”南仁东》，以“天眼之父”南仁东的逐梦故事再造了新时代中国故事的经典，致敬时代精神，让璀璨的中国星光闪耀世界！

节目现场邀请到曾经与南仁东先生一起参加FAST建设工作的三位工程技术人员和南仁东的夫人郭家珍女士，共同回顾国家科研重器的诞生史，讲述中国“天眼”的感人故事，其中就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青年技术骨干、河北师范大学校友甘恒谦。

甘恒谦是我校物理学院物理学专业20xx届本科毕业生，并于20xx年考入北京大学天文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曾师从南仁东先生学习射电望远镜有关技术，并在南仁东指导下，开始仿真计算FAST焦面场，进行项目相关的可行性研究。博士毕业后，他直接进入国家天文台FAST项目组工作，负责接收机前端射频电路的设计与组装，并参与FAST电磁兼容测试工作。甘恒谦回忆说，20xx年3月FAST正式开工建设，当年秋天他第一次来到FAST施工现场时，看到的还是布满泥泞的土地与棱角尖利的石块，“当时的大窝凼，是个不想再去第二次的地方”。但他和建设团队一起，在FAST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的带领下，经过5年多的艰辛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xx年9月建设完成这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和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和南仁东老师一起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南仁东的学生甘恒谦回忆起为FAST奋战的日日夜夜忍不住感慨，“南老师这20多年几乎没干别的，就专注在FAST工程这一件事情上。”

跟随南仁东先生15年的甘恒谦也成长为FAST望远镜的技术骨干，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电子与电气工程部主任，负责FAST强、弱电系统与接收机系统的运行维护和必要的升级工作，曾获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青年学者”等荣誉称号。

本期《故事里的中国》戏剧部分，采用透视、投影和大屏等多媒体手段，打造出一个光影纵横的“星空宇宙”。从小怀揣星辰大海的少年南仁东和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的南仁东，在同一个星空下对话，完成一场信念和精神的接力。

在排练过程中，节目特别邀请到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甘恒谦进行现场指导。跟着南仁东学习十五年的甘恒谦，不仅帮演员深入认识南仁东，还为剧组提供了更加准确的天文知识。当被问及大家管南仁东叫“南老”还是“南老师”的时候，甘恒谦说：“大家都叫南老师，他七十多岁，其实看上去还是很年轻、很朝气。南老师非常喜欢的一个词叫年富力强！”南老师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如果我们在工作上出现稍微的失误，他的脾气一上来就是瞪着眼睛拍着桌子，基本上一句好话都没有！”。甘恒谦表示，“感谢剧组的付出，让南先生的事迹让更多的人知道。”

FAST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的简称，又被誉为中国“天眼”，坐落在贵州省平塘县大窝凼，目前是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并将在未来20至30年保持世界一流地位。其科学目标主要包括：将中性氢观测延伸至宇宙边缘，重现宇宙早期图像；探寻发现脉冲星，建立脉冲星计时阵，参与未来脉冲星自主导航和引力波探测；主导国际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网，获得天体超精细结构；进行高分辨率微波巡视，检测微弱空间信号，参与地外文明搜寻等。截至20xx年底已新发现了200多颗脉冲星。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 篇8

1981年南仁东获硕士学位，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档案里记载着这一时期他取得的一系列专业成就。然而能做出创造性成就的人不是只靠“专业”，1985年，南仁东感到需要走出去开眼界了。

这年他40岁。秋冬之交，他去苏联访问了两个射电天文台，也是为了去看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家乡。学生时代，他喜欢读文学作品，最打动他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一直为保尔·柯察金所感动着。他不知道养育了保尔·柯察金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他很想去看一看。

他去了。那里有他青年时代的英雄情结。我想，南仁东去看保尔·柯察金生长的地方，是想去寻找一座精神的熔炉。然而，此后他将以自己的生命经历证明：真正的熔炉不在别处，就在他自己的理想、情感、信仰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中。

我为什么写下这些？我曾用了一年多时间追寻南仁东，渐渐从他亲朋好友的回忆中，从朦胧到清晰地看见一个毕生朝着自己认定的人生价值去作为的南仁东。我日益看见他性格和爱好中所凝练的意志，渐渐感觉能听见他灵魂的声音……南仁东在苦苦追觅、积累、探索天体宇宙方面的'学问，以及要用这些学问去从事的创造。就其个人来说，这是需要投入超乎寻常的精力、需要有足够的奉献精神的事业。要知道，南仁东主持的“中国天眼”是在非常的艰难中争取立项。如果没有非凡的理想，没有非凡之志，他会去争取、会去做吗？

我再次看到，一个人心中坚忍不拔的志向，这种心志所凝聚的价值观，是比才华重要得多的东西。

时代楷模南仁东事迹介绍 篇9

北京时间20xx年9月15日23点23分，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2岁。此前的23年时间里，他从壮年走到暮年，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成就了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这一次，我们走近他执着的一生，缅怀南老，致敬科学精神！

南仁东的名字，与FAST密不可分。

洪亮的嗓音，如今变得嘶哑，曾跑遍大山的双腿也不再矫健。72岁的南仁东，把仿佛挥洒不完的精力留给了“中国天眼”——世界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FAST。某种程度上，他成就了FAST，FAST也成就了他。

他，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1945年出生的南仁东，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在东北的一个无线电厂一干就是十年。改革开放后，他代表中国天文台的专家曾在国外著名大学当过客座教授，做过访问学者，还参加过十国大射电望远镜计划。

这位驰骋于国际天文界的科学家，曾得到美国、日本天文界的青睐，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当时他一年的工资，只等于国外一天的工资。

他，20多年只执着于一件事

“南老师20多年只做了这一件事。”南仁东的同事和学生们如此评价。

故事要从24年前说起。1993年，日本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南仁东跟同事说：“咱们也建一个吧。”

没有多少人看好这个设想。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施工难度能不能克服？这些都是未知数。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他要寻找当地的窝凼——几百米的山谷被四面的山体围绕，正好挡住外面的电磁波。

有的荒山野岭连条小路也没有，当地农民走着都费劲。但访山归来，南仁东心里有了底，正式提出利用喀斯特洼地建设射电望远镜的设想。但能不能筹到足够资金，南仁东心里没底。

他，推动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

有那么几年时间，南仁东成了一名“推销员”，大会小会、中国外国，逢人就推销自己的大望远镜项目。“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他一度这样自嘲。

每一步都关乎项目的成败，他的付出有时甚至让学生们觉得“太过努力了”。连夜要赶项目材料，课题组几个人就挤在南仁东的办公室，逐字逐句推敲，经常干到凌晨。

FAST项目副总工程师李菂说：

“南老师的执著和直率最让我佩服。担起首席科学家和总工程师各种职责，推动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

度过了举步维艰的最初10年，FAST项目渐渐有了名气，跟各大院校合作的技术也有了突破进展。20xx年，立项建议书最终提交。通过最后的国际评审时，专家委员会主席冲上前紧紧握住南仁东的手：“You did it（你做成了）！”

FAST项目就像为他而生

在FAST现场，能由衷感受到“宏大”两个字的含义。而在10多年前，这样的图景在南仁东的脑海里已经成型。他要做的，是把脑海里成型的图景化成现实。

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做锁网变形，既要受力，又要变形，在工业界没有什么现成技术可以依赖。国家标准是10万次伸缩，而FAST需要200万次的伸缩，南老自己提出的特殊工艺支撑起FAST的外形。

不认识他的人，初见面觉得南仁东像个农民——面容沧桑、皮肤黝黑，夏天穿着T恤、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在他的助理姜鹏看来，术业有专攻，在FAST项目里，有人不懂天文，有人不懂力学，有人不懂金属工艺，有人不会画图，有人不懂无线电。“这几样你能懂一两个就算不错了，但偏偏南老师几乎都懂。”

20xx年9月25日，FAST竣工进入试调试阶段。利用这一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人类可以观测脉冲星、中性氢、黑洞等等这些宇宙形成时期的信息，探索宇宙起源。“这个庞杂巨大的射电望远镜项目就像是为他而生。”姜鹏说。

时代楷模南仁东事迹介绍 篇10

他将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在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应该记住曾经的领路人。

最懂“天眼”的人，走了。

20xx年9月25日，是“天眼”落成启用一周年。可在这10天前，南仁东却永远地离开了。北京时间9月15日23点23分，中国著名天文学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又称中国“天眼”，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绿水村然路组的大窝凼(dàng)，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FAST(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具有中国独立自主知识产权，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它可以帮助人类获得观测脉冲星、中性氢、黑洞等宇宙形成时期的信息，捕捉外星生命的信号，还将为世界天文学新发现提供重要机遇。

“天眼”的背后，是南仁东24载、8000多个日夜的“张罗”。

“咱们也建一个吧”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会上，科学家提出希望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南仁东跟同事说：“咱们也建一个吧。”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几个重大的全球望远镜计划都不带中国人参与。所以，关于这个提议，没有多少人看好。

建在哪儿？怎么建？能不能建？都是未知数。

南仁东骨子里不服输。中国为什么不能？

此后的24年，南仁东心无旁骛：选址、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主编科学目标、指导各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其模型试验……

“这20多年，南老师没干别的。”南仁东的学生甘恒谦说。

贵州喀斯特地貌中的坑洼，是FAST天然的选址候选目标。为给FAST选个好台址，南仁东拿上行李便跳上了从北京到贵州的火车。1994年到20xx年的10多年间，这位“勘探者”走过了贵州的一座又一座大山。他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奔走在荒山野岭、大山深处，踏勘上百个窝凼，对比了1000多个洼地。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天文局局长张智勇在1994年工程选址时结识了南仁东。据他回忆，现场考察时，在没有路的地方，南仁东就拄着拐杖跟大家一起爬，“一身简朴的工作服，没有一点架子。”

南仁东最终相中了最圆的那个大坑—贵州平塘县的大窝凼。之后，他正式提出利用喀斯特地形建造大型射电望远镜的设想。

工程立项之前，南仁东经常需要在短时间内撰写几千字的项目介绍。在办公室工作到凌晨是经常的事，因为每一句他都要与同事细细斟酌。他怕，怕有任何疏漏，因为一旦疏漏就可能会对FAST立项带来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南仁东的助理姜鹏说：“自从认识他以来，没见过他为任何事情低过头。但他却说，他低过头，就是为了FAST立项”。

20xx年，立项建议书最终提交。通过最后的国际评审时，专家委员会主席冲上前紧紧握住南仁东的手：“You did it（你做成了）！”

20xx年，FAST正式立项，成为中国“十一五”重大科学工程。

“多”有研究

FAST是一个涉及领域极其宽泛的大科学工程，从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结构工程，到电子学、测量与控制、岩土……

在FAST项目里，有人不懂天文，有人不懂力学，有人不懂无线电，但姜鹏说：“偏偏南老师几乎都懂。”

南仁东曾在吉林通化无线电厂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学会了冲压、钣金、热处理、电镀、土建、水利等技术与知识，甚至还带领工厂的技术员与吉林大学合作，生产出了中国第一代电子计算器。

很多人说他是“天才”。但在一次跟FAST工程副经理张蜀新的聊天中，他说：“你以为我是天生什么都懂吗？其实我每天都在学。”

审核危岩和崩塌体治理、支护方案时，南仁东还不懂岩土工程，他用了1个月时间认真学习与研究相关知识，之后对每一张图纸都仔细审核、反复计算。20xx年12月，他拿着样冲、锤子，讲解提高预埋螺栓定位精度、准确标记预埋螺栓端面中心的方法，他的钳工操作动作被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高级工程师杨清阁评价为“规范而专业”。

南仁东学识渊博是出了名的。他曾经标出了水窖设计图纸上的错误，并打回了施工方的方案，让施工方惊讶：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他还曾在一次人才招聘中，先后用俄语与日语提问，让对方目瞪口呆。熟悉南仁东的人都知道，他对绘画诗书、服饰美学等都颇有研究。张蜀新说：“老爷子的审美很好，你看FAST多漂亮。”

学生岳友岭曾见过南仁东50×60厘米的设计图，“能看出来是专业水准”。“南老师在美学层面造诣比较深，我们FAST的徽标，是南老师自己设计的，南老师的幻灯片配色，也都是自己调出来的。”岳友岭说。

壮年干到暮年 青丝熬成白发

将FAST扛到肩膀上后，南仁东变得越发忙碌，而且一忙就是20多年。

他说话越来越开门见山—他要为建设FAST积攒时间。平时没事找他“唠嗑”，恕他不奉陪。这一切的一切，源自他作为一名科技工作人员严谨的态度和对于祖国的热爱。“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中国没有，我挺想试一试。”南仁东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有那么几年，为FAST筹集项目经费，南仁东见缝插针地“推销”自己的FAST项目。“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他曾这样自我调侃。

大窝凼附近所有的山头，都留下过南仁东的足迹。以前哪里有水井、哪里种着什么树，凼底住着哪几户人家，他都清楚地记得。他带着印有自己名字的蓝色头盔穿梭于项目工地，周围的村民都认识他。

“FAST立项后，南仁东多次和我提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说不敢有半点疏忽。”南仁东的老同学、FAST工程顾问、高级工程师斯可克回忆道。所以，即使到了古稀之年，南仁东依然会为了一个地铆项目的误差，放下筷子就往工地跑，生怕技术人员的测量出现问题。

虽然身为项目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但是在施工现场，南仁东经常亲力亲为，能上钢架去拧螺丝，能拿扁铲去削平钢材，能在高空梁上打孔套丝，也能看示波器调整设备。南仁东说：“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20xx年9月，“天眼”竣工。竣工仪式上，一段宣传片回顾了“天眼”的从无到有，也见证了南仁东的青丝熬成白发。学生岳友岭在视频中看到了南仁东20多年前的照片，他感慨道：“南老师拄着竹竿，爬山越岭为‘天眼’选址时，头发和胡子还是黑的。”

两年前，南仁东因肺癌动了第一次手术。之后，他住到郊外静养身体。他的学生、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苏彦前来探望时，对老师说，他终于可以过几天清闲日子了。南仁东没有接话。过了好一会，他说：“像坐牢一样。”

南仁东总是说，人是要做一点事情的。但他不是院士，也没获过大奖。他淡泊名利，因为他的梦想并不是自己的功成名就，而是，F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