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集团（3篇）》

综合经营新阶段“提质增效” 篇1

自2013年至今，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已经逐步从规模至上的粗放式发展向注重质效的精细化运营转型。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来，伴随着监管靴子加速落地，牌照布局进入新阶段，综合经营战略作为集团统筹银行业务与非银业务协同发展的抓手，亟需赋予新的内涵。1.新阶段的战略目标及核心能力。新阶段，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的战略目标将更加突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突出非银子公司的市场化、专业化水平，通过提升跨境、跨业、跨市场、跨界、跨条线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实现集团获客、活客、黏客的目标。在综合经营新阶段，各银行集团采取集约化发展策略，该战略的核心能力是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即通过整合内外资源能力，优化投入产出效率，提高各金融牌照的价值创造，着力提升集团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综合金融生态圈，以打造更为强大的跨界、跨条线金融服务能力。借助外部资源与能力，更好地满足客户情境化、场景化的多样性金融需求。例如，德意志银行自2002年至今已经基于丰富的全球化金融业务链条，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的精细化管理方向转型，业务深度融合与互补，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协同效应。围绕综合金融生态圈建设，保持闭环与开放性兼得。闭环是构建起核心能力的壁垒，而保持开放性则是保持对外部资源和能力的吸收能力，建立战略联盟，形成与产业资本、科技企业的互动，保持对前沿业务、模式、理念的学习、吸收能力。在核心化发展策略上，核心能力注重对资源和能力的整合；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公司管理倾向于扁平化，矩阵式交叉管理，有利于实现高效的跨部门合作；在风险管理体系方面，审慎的集团风险管理，全面完善的地区和行业风险管理，多样化的业务线条实现风险的有效隔离。基于业务和服务的关联逻辑，借助科技实现综合一体化，业务协同、管理协同、财务协同，主要侧重解决服务碎片化，培育差异化的核心能力。从宽度拓展转向深度融合，进行价值延伸，围绕客户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和产品，围绕客户需求打造闭环服务体系，通过与外部组织，特别是与拥有场景入口的非银行机构开展大量合作，建立战略合作联盟，将银行集团的平台功能融入各类客户需求场景。系统持续保持开放性，合作创新，构建基于核心能力的闭环服务体系和基于创新能力的开放合作机制。2.科技赋能综合经营。金融科技已成为银行集团实现战略转型的利器。目前，各大商业银行普遍设立了金融科技实验室发展创新业务和颠覆性金融技术，建立合作开放式敏捷开发机制，通过科技驱动战略转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金融科技改造传统业务，优化各业务板块、条线的协同平台与流程，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例如，摩根士丹利自2013年以来借助金融科技基本实现了从“交易中心”到“财富管理”中心的转型，持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业务的变革、引领和融合，其财富管理客户的资产每年以5.6%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市场领军同业，实现了弯道超车。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上线“新一代核心系统”，新系统涵盖业务转型、技术转型和实施转型，通过全行“一个模型”实现海内外和母子公司的企业级平台，支持全球和集团一体化发展，为广大客户提供“全渠道、普惠、智慧”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此外，平安集团通过由平安科技、平安数据科技、平安财富通和平安渠道等发展组建了以金融科技为支撑的集团共享平台，通过金融一账通平台将各板块、条线、业务进行整合，解决线下服务碎片化的痛点。紧贴银行集团数字化发展战略。随着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战略边界逐渐模糊，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投资布局也应侧重于新兴金融业态及金融科技等方向，助力集团搭建统一数字平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革新金融服务模式。各业务板块、各子公司可以基于集团统一的资源配置平台，共享战略规划、品牌管理、信息系统、销售渠道等资源，优化协同机制，联合开发跨市场、跨部门的产品与服务，渠道深度融合，实现一站式、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此外，基于集团统一数字平台将子公司在执行集团发展战略和风险控制管理方面的表现快速、及时地向集团管理决策层呈现，创新风险控制模式和手段，便于集团实施更为有效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制度，防范综合经营风险。

引言 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前后经历了“混业、分业、混业”三次演变。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号召下，商业银行遵循混业经营发展思路，纷纷涉足证券、保险、租赁等非银领域。但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金融无序发展，信贷过度扩张、资金挪用严重、部分机构经营不善等风险问题突出。监管层被迫从1993年底开始陆续出台《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逐步确定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市场制度。但自1996年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开始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入，金融机构对于混业经营的需求日益强烈，机构之间开始沿着一些边缘业务开展合作。同期，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浪潮下，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步建立起囊括全金融牌照的金融控股公司，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已成为历史必然选择。2002年中信、光大和平安试点成立综合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我国金融机构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的标志性事件。2005年监管当局正式提出“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商业银行获得开展综合经营的政策空间，纷纷开始涉足信托、基金、租赁等非银领域，逐步发展为银行母公司模式的大型金融集团。截止2013年，大型商业银行通过申设、并购非银子公司，基本完成了起步阶段的牌照获取与规模扩张，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金融牌照体系。2013年以来，商业银行告别资产高速增长，银行与非银金融行业经营效益整体维持此消彼长态势，非银金融资产回报率稳步提升，非银子公司业务逐步成为银行集团业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自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监管政策加速出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入，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从峰值开始逐步下降。保险新规、资管新规、信托新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新规等监管政策陆续出台，对银行业务与非银业务的合作机制产生较大影响。在内外部经济金融新形势下，商业银行综合经营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截止2017年底，国内五大国有银行的综合经营子公司资产规模和利润在集团中的占比平均为2.2%和3.75%。但与欧美国家商业银行（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瑞银集团等）相比，国内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水平仍比较低。国外大型商业银行自本世纪初就已经普遍完成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转型，组织管理模式也逐步实现了从直接经营型、战略控制型向战略指导型、财务控制型等成熟模式转变，逐步赋予子公司更多决策权，有效释放子公司经营活力。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大型商业银行需进一步发挥全牌照资源优势，深化挖掘综合经营协同效益，提升子公司对集团获客、活客、黏客的拉动作用，使综合经营真正成为银行集团提质增效的战略抓手，推动综合经营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打造与国际领先同业并肩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

参考文献：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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