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论文（精选6篇）》
《实体经济论文（精选6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实体经济】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实体经济论文 篇1
根据收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外交公文记录第1326号记载，1931年5月，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森岛守上呈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周刊《满洲评论》发行事宜获准①。另据日本学术界的考证，早在1931年初，橘朴、野田兰藏、小山贞知及小林英一等日本在华文人，便不时在大连举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聚会，主题大多是谈论时事、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政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野田就中最先提出了创办时事评论杂志的创意[1]。负责疏通工作的是曾任《东方通信》社记者的小林英一，他通过旧交在关东军及关东州厅迅速开始活动。先是从关东州厅打探评论类杂志刊行的相关事宜，并向坂垣征四郎寻求援助；得知时事杂志的刊行极为困难以后，他又在关东军内部进行疏通，并通过关东州厅的友人极力促成此事。与此同时。兼任满铁和关东军特派员的“满洲青年联盟会”理事的小山贞知，也频繁游说关东军的上层，并得到了橘朴的至交、时任关东州厅外事课长河相达夫的助力。通过多方面的努力，1931年5月27日终于取得了《满洲评论》的发刊许可，条件是需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并须在许可日开始50天以内发行创刊号嘲。其时杂志的运营资金、事务所和编辑人员等诸多问题尚无着落。野田遂于7月上旬返回东京，意欲向亚细亚学会筹措资金，结果因告败而未归，留给橘朴的是主编的机遇。不仅如此，该刊同时面I临了其他杂志提出收购《满洲评论》发行权、实行联合办刊的局面。坚持自主办刊的小山贞知，先行垫付了500元保证金，并恳求关东州厅将创刊号的发行延期到8月15日。小山拜访了当时在满铁涉外部资料课做特派员的橘朴，并承诺由自己来负责周刊运营，聘请橘朴负责编辑业务及相关事宜。橘朴当即应诺，并主张应启用新生力量从事编辑工作。为此，橘朴找到了资料课的同僚大缘令三和上文所述的小林英一，还有大蟓的手下田中武夫等人，组成了创刊号的编辑阵容[3]。该刊文学专栏正式创设于1936年，就杂志本身的历史而言时期较晚。但相关文艺文学专题的文章刊发却几乎与该刊诞生同步，并横亘了《满洲评论》办刊14年。伪满时期知名日本文学家山口慎一，创刊伊始便担任责任编辑助手工作，翌年初升任责任编辑。他以矢间恒耀和大内隆雄这两个笔名，分别发表时事评论和文艺报道，两种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当时伪满文坛乃至中国近代文坛做出了研究。应该说，作为时评周刊中的文艺元素，《满洲评论》文学专栏及文艺报道是对时事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折射。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国内主战的军部地位浮升，并最终导致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中国东北地区彻底沦陷。在此前长期的殖民渗透过程中。东北地区已涌入了包括文化人士在内的大量日本移民，关东军也企图利用这些在华活动的日本文人，为自己的殖民文化统治服务。《满洲评论》的问世可以称得上是应运而生，但其存在却有着极大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刊物本身、特别是文学专栏并未受到当局高压舆论管制的束缚，保持了高度的自由度和相对的真实性。因此，从全新的角度对《满洲评论》及其文学专栏做出分析，弥补《满洲评论》研究空白，对本世纪的新伪满洲国问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下文分述该刊主编橘朴和文学编辑山口慎一，从办刊方针与文艺栏目构成两方面考证《满洲评论》的政治立场和艺术追求，探寻评论周刊中时事与文学的初衷。橘朴，长期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报人、新闻记者、汉学家。1881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1905年任札幌《北海时报》记者。翌年，24岁的橘朴来到中国，担任大连《辽东新报》记者，1913年开始从事中国道教研究。1916年从事北洋政府财政、税制、土地制度的调查工作。1917年任“满洲报社贸易部”总经理，1922年成为《京津日日新闻》主笔，并确立了在华日本报界人士的稳固地位。此间同时编辑《支那研究资料》(1917—1918)、《月刊支那研究》(1924—1925)等杂志。笔墨所至触及了以民间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及社会结构。为其后主编《满洲评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4]。作为《满洲评论》总编辑的橘朴，历时长达14年，横亘了伪满洲国历史的全过程。他不仅主导了《满洲评论114年的思想与言论动向。而且在坊间赢得了“《满洲评论》即橘朴，橘朴即《满洲评论》”的称道[5]。橘朴在中国思想、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评价为日本近代思想家之一。他在华40余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国近代政治局势、中国东北农村均有深入的研究，是伪满洲国时期从事中国研究的知名日本学者‘6。。橘朴50岁上逢九--]k事变，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其后他积极投身“满洲国建国运动”①。事变爆发后，橘朴在《满洲评论》上发表了《我的方向转换》一文，成为他此后从理论到实践朝着“新方向”转型的历史印迹‘7。。他最初是反对九--／k事变的，他认为“这只不过是田中内阁时代的东方会议和皇姑屯事件的皮毛”，是“军部的盲目行动”，还预言“这种局面是暂时的，东北地区财政和内政迟早要回归到满洲地方”。并以此为主旨开始执笔《百分之百的怀疑论》一文，准备在《满洲评论》上发表旧J。1931年10月，经小山贞知斡旋。在奉天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东拓楼，橘朴会见了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坂垣和石原。早在同年春天的3月12日，为《满洲评论》创刊而从旅顺移住大连桃源台的橘朴。就曾与石原莞尔私下会面，就“满洲”时局交换意见‘9。。此次会面彼此心照不宣、惺惺相惜．并决定了橘朴的“方向转换”。此后的橘朴，仍保持和石原等人的频繁联系。并为伪满洲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1931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橘朴的《满洲与日本》。这是一本为日本侵华行径提供“理论依据”的书。同月，“自治指导部”成立并聘任他为顾问⑦。这年年底，他与野田兰藏等结成了“建国社”，集结了支持伪满洲国的一批在华日本文人，唱颂伪满洲国存在的合理性。1932年1月下旬。又应关东军的旨意。组织成立了满铁经济调查会。同年6月，他还与石原莞尔有过密谈，商议伪满洲国人事组织问题。+7月“协和会”成立，橘朴出任了该会的理事①。橘朴“转换”后的“方向”，就是用民主主义的理论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开脱，并幻想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大环境下实现所谓“大众利益”。橘朴作为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倡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长期在中国东北地方实践“农村合作社制”[101；但其文化活动的本质，却是在关东军的指使和资助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提供“理论武器”。集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与民主主义的自由民权、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与社会主义的民众利益于一身的橘朴，其思想内涵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
他作为该刊主编，主导了《满洲评论》的主要舆论导向。他执笔撰写了《满洲评论社告》，为该刊特别是时事评论栏确立了政治立场：“一、科学且公正地对支那时事做出批判与评论；二、做具有解说性质的政治经济社会纪事杂报；为支那及满洲现势做出判断提供必要的内外部文献资料；四、用平易朴实的文体，传递科学且实用的新闻。”[1此橘朴主张的这一办刊原则，奠定了《满洲评论》中时事部分的基调，也对文艺栏目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口慎一，1907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自幼来到中国，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29年进入满铁工作。他与中国近代文坛一直保持着深入接触，与鲁迅、郁达夫、田汉交好；他以《满洲评论》为阵地，翻译了中国左翼文人朱其华的政治经济论文，并引介了东北文学家古丁、爵青等人的文学作品。因其积极的左倾思想，他遭到当局严密监管，几次被捕入狱，但始终不放弃在文学上的创作和研究。他凭借自身对中国东北近代文学的深厚了解，著《东北文学20年》一书，奠定了他在伪满文坛上不容小窥的地位【l2。。自1932年初的《满洲评论》第2卷第1期，山口即发表了评论《支那学界一瞥》。随后又于同卷第2期、第3期发表了《中国文艺与文化之展望》和《中国舆论界就满洲问题之讨论》两篇文章。前者是文艺报道，而后者则是时事评论，但就两篇的内在联系而言，都是针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伪满洲国成立前夕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探讨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东北地区文艺发展方向何去何从的问题。1936年第10卷后，在山口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满洲评论》文学专栏最终确立并走向成熟。在他的主持下。《满洲评论》聚集了大批日本左翼文学青年为《满支文坛时评》投稿，这是文学与时事的有机融合，是二者互相映射、彼此关照的真实体现。该栏目刊载了以山口为代表的《阿Q之眼》(第10卷第18期)、《何谓满洲文学作品》(第10卷第19期)、《鲁迅之死》(第11卷第18期)、《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启迪》(第23卷第23期)等一系列文学报道和文艺评论，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满洲评论》多元化的文学部分构成，成为该时事评论刊中特殊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体而言，发表在文学专栏的文章以文艺评论居多，特别是对当时的伪满文坛多有反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前后几次追踪报道，对现今考证东北文学史有极重要参考价值。此外，对中国近代文坛特别是鲁迅的关注，也是该刊区别于同时代报刊的显著特征之一。
以《满洲评论》为舞台．在山口的带动下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在满日本知识青年。这些左翼文艺分子与山口一道，撰写了大量文学色彩浓厚、不受政治因素干扰的艺术评论，这不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该刊的“评论”机能，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繁荣伪满洲国文坛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殖民文学伴随殖民政策而生长”；与此同时，“殖民文学又加速了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步伐眦托】。就《满洲评论》的情况而言，在橘朴确立的刊物言论主导为针砭时局之前提下，山口及其文学专栏促成了刊物栏目构成的多元化、充实了办刊主题与内容。四80年来，包括日本的学术界在内，与《满洲评论》相关的研究成果甚少，导致这本杂志的史料价值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解读和充分的认定。作为伪满洲国研究的重要文字依凭与历史记录，《满洲评论}28卷总计约700余期的内容，留下了政治、文学、经济、军事、农业、民俗以及伪满洲国相关机构人士变动等极为丰饶的原生态史料，改变这种现状无疑已成为中外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橘朴作为一位日本近代的思想家，其研究价值近年来得到中日两围学界的日益关注。橘朴是《满洲评论》舆论导向的灵魂，《满洲评论》也是他新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文本存在。可以断言，橘朴作为主编，中止了《满洲评论》成为关东军喉舌的命运。与之相对．山口慎一是伪满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家。他作为具有左翼思想的积极进步人士，以文学为武器与日本军国主义展开了斗争。他将《满洲评论》中的文艺要素最大化，使该刊成为了日本左翼文人在伪满的重要活动舞台。橘朴与山口慎一对《满洲评论》的影响，恰如该刊中同时充斥着的时评与文艺两种力量，既互为补充，又彼此作用。可见，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在受政治时事左右的同时，也能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和影响力。想必这就是《满洲评论》的创刊初衷，也是时事与文学的共同初衷。
实体经济论文 篇2
［关键词］《货殖列传序》；公共政策；公共经济
公共政策是具有公共决策权力或权利的政治主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特定目标而制定或适用特定行为规范的过程及其结果。它是一系列制度过程，作为该过程产出或结果，具有约束力的各种谋略、法令、条例、办法、措施的总称。公共政策的目的是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货殖列传序》中司马迁的经济学观点，对当今公共政策系统的改进和优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1从《货殖列传序》看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功能
1．1《货殖列传序》揭示的公共政策理论
一是公共选择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主张所有政治主体都如同市场主体一样，在政治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布坎南中国管理信息化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2021年8月认为，个体在政治生活中走到一起，其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同人们在市场中走到一起一样；通过相互之间的契约，他们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如同市场中的贸易行为一样。二是精英理论。“于是太公劝其女功”“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这体现了精英理论，该理论主张公共政策可以被看成是握有统治权的杰出人物的价值观和偏好的反映，公共政策不是“群众”通过他们的要求或行动来决定的，而是由掌握统治权的杰出人物决定的，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精英理论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任何已有的政治制度下，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它有助于了解部分社会现实与政府部门决策形成过程，但是精英人物的统治与决策的形成是否受民众的影响，是一个难以判定的问题。因为民主政治社会的基本价值前提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反映民众的要求以获得其支持，因此，决不能忽视民众的要求及其对政策的影响。精英理论所倡导的渐进主义政策变迁观点，在节奏大大加快的现今时代也越发不适应。社会流动性加快，人民要求日益多样且变化频率加快，精英标准以及行为方式也不断变迁。
1．2《货殖列传序》体现的公共政策功能
一是导向性功能。“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导向性功能。物质性导向功能明确规定目标，不强制实施，通过有计划的宣传、教育、经济激励及其他措施予以保障，其类似于调节性功能，但主要运用正向鼓励性手段来实现。名誉性导向功能政策的制订关键在于影响对象的观念或思想意识，推动各种政策理念的社会化，该类政策主要是产生精神性或道义上的影响，一般不会产生直接物质性影响。二是管制性功能。“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这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管制性功能，也可以称调控功能。公共政策的调控功能是政府用以实现各种政治社会目标的基本手段。管制功能的形成通常涉及两个或多个阶级、社团之间的冲突，出于对这些冲突进行调节的需要，目的在于确定和维持特定的社会、市场或管理秩序。管制功能以规范性法律法规形式出现，通常以强制手段作为保证，属于预防消极被动型政策功能，是最原始的政策功能。三是分配与再分配功能。“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这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分配与再分配功能。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者巴莱多提出了“二八定律”：社会上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这说明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是不平衡的，有这样两种人，第一种占了80％，拥有20％的财富；第二种只占20％，却掌握80％的财富。政策的分配功能就是政策主体将公共价值分配给人口中特定部分，再分配性功能则是政策主体有意识地在社会各阶级或团体间进行收入、财产和权利等私人价值转移的特殊分配形式。
2公共经济角度下中国近代公共政策系统的改进历程
政策系统是为实现公共政策功能，由若干政策主体、程序、制度以及各种环境因素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包括政策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体现了政策的一个改进过程。为了更好地保障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随着政策环境的改变，政策内容也会不断调整。我国的公共经济政策也历经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2．1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公共经济———公共政策绝对的强制性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公共经济由公共部门统治一切。公共部门几乎垄断所有社会资源，从城市的低工资高福利到农村的“政社合一”模式，不管是宏观控制还是微观经营都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强制性。公共部门对社会财富拥有绝对支配权，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财政控制。公共部门是国家管理经济的主要渠道，公共政策缺乏与社会的沟通。这种公共部门垄断国民经济的高度集权计划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消极影响。旧政策因没有实现它们的目标，或者对它们意在解决的问题没有发生作用而走向失败。导致政策失败的因素主要为：一是政策主体内在性与执行不力，即政策可能被以削弱其功能的方式进行落实，包括内在性抵制、寻租、低效率与无能力；二是政策本身问题，即政策只能解决公共问题或众多根源中的部分问题，政策可能有互不相容的目标而相互冲突，政策滞后，政策成本与收益具有分离特性；三是政策系统构成与运行机制问题，即政策系统自身、各子系统内部以及相互之间互动机制可能存在种种问题，导致政策失败。
2．21979-1993年的双轨制改革———公共政策改进的开放性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特点是权力精英的内输入。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策制定系统，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输入。而双轨制改革预示着公共政策逐步开放，公众通过投票选举、请愿、上访、听证等方式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公共经济开始逐步焕发独立的生机活力。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79-1993年我国实行双轨制改革，国家财政下放权力给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1980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分灶吃饭，实行地方财政包干。1983年，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国有企业按法律规定向政府纳税，不再向财政上缴利润。1985年，国务院决定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国家预算安排“拨改贷”，财政不再拨款，改为银行贷款。2．31994年以后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政策环境的适应性公共政策环境是政策系统边界以外的实体、状况和事件组成的一个并列系统。政策输出可能改变环境，从而改变由环境提出的要求和支持，并改变系统自身。输出可能导致新的要求与支持，并进一步导致新的输出，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公公共管理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通过分析政策制定或形成，研究不同功能的实现过程、效果及功能主体，通过动态改进政策系统来提高政策质量并端正社会发展方向。1994年以后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一是建立了新的财税体制，并确立了复式预算制度，逐渐与国际接轨；二是深化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解决了政企不分的问题；三是实行了政府机构的改革，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逐步形成“小而精”的政府。并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目标———适应市场需要，提供公共服务，增进市场效率。我国公共政策的改进历程也为进一步优化公共政策提供了启示：一是通过纳入多种政策主体、协调政策实施主体关系、充分发挥非官方政策主体作用等方式，来保持政策主体系统的多元性与开放性；二是通过加大资源投入、优化组织结构、规范监督体系等方式，来保持政策执行系统的实施性与针对性；三是通过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并利用外部客观规律来保持政策系统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与平衡性。
3公共政策功能限度对政策系统的要求
公共政策系统的功能限度可理解为公共政策功能效果发挥的边界。对于某一公共政策，政策在其体系中实现特定目标政策效应最大化的范围；对于整个政策系统，政策在政府部门职能范围内，以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各个政策相互配合制约中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程度。公共政策的功能限度是经济、效率、效能、公平的综合有机体现。为有效避免发生政策内容与政策预期目标出现偏离的情况，在政策制定以前，政策主体就必须要对当下的诸多政策环境进行全方位的归纳总结，进而才能够以预期目标为基础，以政策环境的考察内容为补充，建立起符合当下政策环境的公共政策，最终保障公共政策能够得到良好的执行，同时，还不会出现偏离政策目标的情况。
3．1公共政策制定要兼顾公（)平性和科学性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权利的体现，政策内容构成易受政策制定者的意志左右，同时也可能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我国已经进入经济高增速和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政府不仅需要充分考虑政策环境因素与政策对象的利益诉求，还要保证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才能尽可能适应社会急剧变化，保证政策执行的相对稳定长效。一是纳入多源政策主体，征求官方政策主体意见，统筹非官方政策主体观点。二是综合采纳政策议程，政府议程随政府日常工作产生，关注在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大众议程由公众通过信访投诉、舆论讨论产生，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且在政府职权范围内，再由政府做出相应的反应。
3．2确保公共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和畅通性
政府部门在贯彻落实中受政策执行者能力、信息、权威资源的影响，政策目标人群对政策合法性、权衡自我利益以及情感道德的认同程度各有不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差，严重情况下会导致政策失效。为了消除政策失真、避免政策失效的情况发生，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应具有动态灵活性，即在允许限度内采取灵活的做法，以确保政策严肃又活泼、权威又亲民，共同促成政策目标顺利达成。同时也要保证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对象沟通的畅通性，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追求某一方利益向好而不会有其他人利益受损。政策执行者倾听政策对象的诉求，畅通行政听证、意见征询、信访等途径，积极论证出让多方满意且服从的方法，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3．3建立公共政策全过程监督及评估机制
公共政策发挥作用最大的阻碍往往并非公共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出现认知能力缺陷，两者间的利益差别可能是导致政策失真的根本原因。公共政策自身的缺陷，造成了执行困难、应付执行、多策打架的现象。因此需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公共政策全过程进行监控，在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由专业人士进行政策可行性评估。一是内外联合监督公共政策执行，内部监控包括组织结构协同分工、专设纪律监督部门以及国家纪检监察机关，外部监控包括立法、司法、政党和社会团体、企业以及公众监控。二是系统评估公共政策全过程，包括政策方案、政策执行以及政策效果，通过权衡多方信息，来调整政策和优化资源配置。
4结语
《货殖列传序》中有诸多的内容可以对当今的公共政策系统改进及功能限度的优化进行启发，这不仅说明司马迁有远见卓识，也说明古代文献中有很多能够启发现代工作的改进的内容。因此在现代工作过程中，不仅要参考现代的诸多理论内容，还要从古代文献中发掘出具有参考作用的文献，并以其内容为基础，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相关想法进行完善和补充，确保其能够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最终促进现代工作效果的提升。我们要优化创新政策系统，关键是重塑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关系，科学制定政策、优化执行过程、监督评估政策，让公共政策发挥最大的作用，建设“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政府。
主要参考文献
［1］谢明．公共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肖珊．公共政策系统视角下的《货殖列传序》［J］．商情，2018（6）：263．
［4］刘帆．从《货殖列传序》分析公共政策系统的功能限度［J］．河南农业，2020（3）：63－64．
实体经济论文 篇3
关键词：客户满意房地产客户关系管理
作为一种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工具，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RelationshipManagement,CRM)已经引起了房地产业界的极大关注，并且在一些知名的房地产公司得到了应用。但是，目前还有很多人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需要实施CRM持反对态度经济论文。这些人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房地产开发企业客户满意的意义。因此，正确认识房地产客户满意的构成要素和意义对于房地产业成功引入客户关系管理，有着重要作用。
客户满意的概念
“满意”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是由于外界的某种刺激使人的某种需求或期望得到满足及“合意”(即符合人的本意),从而使人感到某种“快意”(即心理上的愉悦)。满意的前提是外界的这种刺激，包括物质、精神及二者结合的刺激。因此，市场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给客户满意下了一个定义：“客户满意是指一个人通过对一个产品的可感知的效果(或结果)与他的期望值相比较后形成的感觉状态，是可感知的效果和期望值之间的差异函数。”
客户满意与否是一种心理评价的过程，它具有以下特征：
主观性。客户满意与否并不是由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水平所唯一决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客户主观因素的影响。客户的需求、期望、性格、好恶、情绪、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客户的满意程度都有着重要影响。
不稳定性。客户满意与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及个人消费水平、鉴赏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变化。昨天令客户十分满意的产品，在明天可能成为客户抱怨的对象。所以，企业不能沉醉于现有的较高的客户满意度水平，应该居安思危，不断地改进产品和服务，持续地提高客户满意度，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占据并保持不败之地。
多层次性。客户满意是客户对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心理评价，这种评价是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指标的。客户满意从横向上包括理念满意、行为满意、视听满意、产品满意和服务满意；从纵向上包括物质层满意、精神层满意和社会层满意等三个逐渐递进的层次。因此，实施客户满意战略应该注意到各个层面，努力实现客户的全面满意。
客户满意的构成要素
由于“客户满意学”刚刚兴起不久，而且东西方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关客户满意构成要素的理论，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日本产能大学的持本志行教授提出了客户满意的构成要素。持本志行提出的构成要素是从实体项目进行分析，有所侧重也就有所忽略，但总体上不失为一种优秀的分析方法。本文借鉴这种方法，对房地产客户满意构成要素做出分析(如图1所示)。
与房地产有关的项目。包括房价，楼盘的评价绩点。楼盘的评价绩点包括户型、装修、地段、规划设计、物业管理等因素。这些内容是房地产品固有的品质特性。它们构成了房地产品的核心质量，是影响客户满意的首要因素。
与印象有关的项目。包括客户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状况的评价，对房地产品的评价，对企业形象的评价。客户根据宣传媒体、亲友同事了解到的信息，再结合自己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接触的亲身体验，会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做出评价，形成一种印象。这种印象的好坏，一方面受到客户主观因素的影响，例如，由于每个客户的需求和偏好不同，他们会对同一企业的房地产品做出不同的评价；另一方面，还受到客户接触到的外界信息的客观性、全面性的影响，虚假的、片面的外界信息会使客户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做出不正确的评价。
与服务有关的项目。这里主要是指在营销和销售过程(从客户同房地产开发企业第一次接触，到签订认购合同)、房产的使用过程中，企业对客户提供的服务以及为增进客户关系所设计的各项活动。
客户满意的意义
满意的客户通过持续的重复购买、新客户的推荐，能够给企业带来收益。这是众多企业追求客户满意的原因。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客户满意的意义也在这两个方面得以体现。如图2所示，客户从购买到满意，再从满意到忠诚，最后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传播口碑，这个过程会给房地产开发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重复购买的产生。对于购房客户来说，很多客户已经开始二次置业，甚至三次置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完全有机会再次向他们推销房产。对于租赁客户而言，他们购买的是房地产在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房地产的使用权这种商品的购买和消费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客户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获得客户的满意就意味着这种契约关系的延续，也可以说是重复购买的发生。企业因此而获得收益。
客户推荐的产生。不管客户是否有二次置业的可能，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发掘销售机会。因为房地产的价值巨大，对客户来说购买的风险比较大，在购买之前他们会进行多方面的咨询和多次选择，而朋友或同事的购买经历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信息。所以说，一个满意的客户会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他们对周围的人的影响作用远比广告、售楼书、样板房要大，并且不需要花钱。
此外，由于不满的客户会向熟人述说他们的购买经历，因而给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种现象在房地产业中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其它行业：一旦有一位客户不满，企业失去的不仅是他一个人，而有可能是这个客户周围的所有人。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客户满意是十分重要的。
客户满意增长模型
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质上是进行了一项重要变革——增加了为企业提供在以降低客户不满和增加客户满意为目的而进行的客户满意度测量活动中所得的信息的流程，从而构建起客户满意增长的模型，如图3所示。为了使客户满意度增加，企业应该首先收集到关于客户需求、期望和习惯的信息。这些信息来源有：市场分析的结果；通过对客户进行调查、与客户会谈以及对特定客户群体的关注而了解到的客户的需求和令客户满意的信息；来自于服务失败报告或客户抱怨整理资料的客户不满意信息。其次，应该根据这些信息开发房地产品，这一点可以借助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FunctionDeployment,QFD)来实现。第三，应该对客户抱怨和服务失败报告中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改进产品和服务。
参考文献：
实体经济论文 篇4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参考文献：
阿马蒂亚·森，2002：《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阿瑟·刘易斯，1983：《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
埃维纳·格雷夫，2003：“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的状况”，载《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第10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
戴维·兰德斯，2001：《国富国穷》（中译本），新华出版社。
道格拉斯·C.诺思，2000：“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载詹姆斯·A.道等编《发展经济学的革命》第119-120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
——2004：“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
高波、张志鹏，2004a：“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江海学刊》第1期。
——，2004b：“文化成本约束与企业文化选择”，《南京社会科学》第3期。
——，2004c:“文化资本：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5期。
冈纳·缪尔达尔，2001：《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古奥弗雷·M.毫森，1994：《企业文化与厂商的性质》，载《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第325-354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弗朗西斯·福山，2001：《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
哈耶克，2001：《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赫伯特·西蒙，2002：《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黄仁宇，1997：《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建德、罗来武，2004：“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经济研究》第3期。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2003：《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中译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2004：《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2002：“文化与民主”，载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
加里·S·贝克尔，1995：《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口味的经济学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金相郁，2004：“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第三种解释”，《经济学动态》第3期。
肯·宾默尔，2003：《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公平博弈》（第1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200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歇尔，1981：《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盛洪，1994：《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斯坦利·L·恩格曼，2003：“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载约翰·N·德勒巴克等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中译本）第117-148页，经济科学出版社。
斯蒂芬·P·罗宾斯，1997：《组织行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汪丁丁、叶航，2003：《理性的追问—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森，2003：《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威廉·麦克高希，2003：《世界文明史》（中译本），新华出版社。
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江苏人民出版社。
亚当·斯密，1974：《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殷海光，2002：《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
约瑟夫·熊彼特，1990：《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张维迎，1996：《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五常，2000：《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朱绍文，1987：“《国富论》中的“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经济研究》第4期。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企业家价值取向：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报告》，机械工业出版社。
S．艾森斯塔德，2002：“传统、变革与现代性——对中国经验的反思”，载谢立中、孙立平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1087-1109页，上海三联书店。
Benjamin.E.Hermalin,2001:“EconomicsandCorporateCulture”,inCooperC.,Cartwrighr.S.&EaleyP.(eds.).InternationalHandbookofOrganizationalCultureandClimate,JohnWiley&Snos,Chichester(England.)
Buchanan,JamesM，1994，“Choosingwhattochoose”,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Economics，150/1,pp.123-135.
实体经济论文 篇5
经济论文|证券金融|管理论文|会计审计|法学论文|医药论文|社会论文|教育论文|计算机论文|艺术论文|哲学论文
财政税收工商管理财务管理公共管理理学论文政治论文文学论文工学论文文化论文英语论文应用文写作指导
您现在的位置：论文网>>免费论文>>工商管理>>电子商务>>论文正文→电子商务个性化需求的条件研究
电子商务个性化需求的条件研究
作者：网友投稿文章出处：论文网时间：2005-6-3
-
电子商务个性化需求的条件研究
关键词：电子商务，个性化服务，个性化产品，无差异产品
Abstract:Theindividualizationrequirementhasbecomeanimportantresearchquestionine-commercedevelopment.TheinherentindividualizationrequirementisstudiedfromtheserequirementsofWebsitetacticsandproducttactics,theinevitabilityofe-commerceactivity-basedindividualizationrequirementisstudiedfromsomerelatedcasesandthechangesofproductionmodel,economicmodel,managementmodelandvaluemodel,andthentogettheinevitabilityofformingtheindividualizationrequirementinthispaper.
Keywords:E-Commerce,individualizationservice,individualizationproduct,Non-divergenceproduct
0、引言
一场广袤而深刻的变革已经来临，不算上个世纪中叶起就有先知先觉的学者、政治家和企业家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在进入新千年门槛时，都感觉到即将到来的震动，尽管这新的时代才露端倪，不管我们它将它称为什么：“知识经济”、“新经济”也好，“数字革命”、“虚拟经济”也罢，或是“网络经济”、“信息经济”……我们知道它的主要来源是信息技术和网络。网络时代，使用者重新加入到生产中，通过因特网提供的企业与顾客即时双向的交流通道，全球各地的顾客可随时了解一个企业的产品或业务，获得基于信息的服务，提出反馈意见，发出订单乃至根据自己的要求参与产品的设计。
从[1]中利用个性化服务成功的范例说明了网络营销个性化服务的成功之道和实施个性化服务的局限性，到[2]中传统工业的经济、技术和管理等诸多方面阐述了前瞻性的理念所引入的个性化服务，到[3]中为了实现个性化服务从技术层面而提出的虚拟设计系统，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基于电子商务的个性化服务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全面地研究电子商务的个性化需求，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尤其是从个性化服务和产品的条件形成上研究，更能充分地理解和应用个性化特色。
1、电子商务的个性化需求
电子商务的个性化需求包括个性化的服务和个性化的产品。
个性化服务是指商家根据每一位顾客的年龄、身份、职业、品味等个人特点，过去的购买行为和购买偏好等因素，因人而异的提供独特的产品和针对性服务。
在产品的表现上，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早期阶段（包括概念设计、详细设计、工艺规划和制造阶段），处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吸引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注意力，可以帮助制造企业设计和生产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2、电子商务中个性化需求的内在性
当人们把电子商务活动说成是“鼠标+水泥”模式时，不管这种说法在初期的理解上的褒义或贬义，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和电子商务的发展，“鼠标+水泥”的确刻画出电子商务活动的内在性。
从电子商务活动过程来看，“鼠标”表示了客户的属性，即客户利用鼠标在网络上对网站点击的随意或随机性；“水泥”表示了网站的属性，即，网站的吸引人之处，也就是如何利用个性化的服务和个性化的产品，有效地将潜在的客户转变成真正的客户，将新客户转变成忠诚的客户，转变靠的就是“水泥”的“粘合”属性。
2．1网站策略需求
网站策略是网络营销特有的策略。在网络空间中，网站是企业最重要的标志，在Internet上设立网站是企业进行电子商务的基础。网站不仅代表了企业自身的形象，而且也直接关系到网络营销的效果。通常，企业的网站策略主要是通过网站宣传策略和网站设计策略来实现的。
网站宣传可分为网络渠道和传统渠道两大类。传统渠道就是指借助于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的媒体宣传企业网站，这和传统的广告方式并没有区别。另一种方式，则是借助于新兴的网络媒体宣传企业的网站，其目标是设法使企业网站信息散布在众多的网络空间上，并建立从这些空间直接链接到企业网站的路径。具体的方式就是采用网站登录和建立链接。因此，网站的宣传策略很难表现出网站本身的独特个性化，更多的是需要网站设计策略的个性化。
网站设计是网站能否成功的关键，客户登录网站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查阅相关的内容，获得相关的信息。因此，在网站设计过程中，在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基础上，满足为客户提供需要的内容和快速反应客户的请求。客户在访问站点时，关心的不是管理者的个人信息，也不是企业的机构设置，而是你能生产什么商品或提供什么服务，商品与服务的质量、价格，以及售后服务等信息，因此，在以生产商品为核心的企业，产品应成为整个站点建设的基本核心；在以提供服务为核心的企业，服务就成为建站的核心内容。除了具体内容表现外，网站上商品和服务项目放置的位置，随着客户访问的频次动态调整，使客户能更方便地获取所需信息，体现出更多的个性化。
2．2产品策略需求
产品是传统营销组合理论中的核心，是企业实现利润和再生产的保证。在“4Ps”向“4Cs”转移的过程中，客户占据了产品的中心的地位，但产品在营销中的价值却没有降低。
在产品的各个层次（核心利益层次、基本产品层次、期望产品层次、附加产品层次、潜在产品层次）中，一方面，由于网络市场所特有的虚拟性、与消费者交流的及时互动性和产品本身的不同特性，在网络营销的产品和传统市场营销中的产品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需要的个性化、多样化，使产品概念中的核心利益层次、基本产品层次和期望产品层次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附加产品层次和潜在产品日益成为企业获得客户的重要手段。
尽管网络营销和传统营销方式相比在信息渠道、交互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同样在产品不可触摸、缺少人情味等方面也处于明显的劣势，所表现来的、最为明显的就是产品的无差异化。所谓的无差异化产品是指适合在互联网上进行销售的产品，而网络市场是全球性的，产品在网上销售将面对全球的消费者，并且都是以数字化的信息向消费者展示。
由于网络产品展示的无差异化，很容易造成网络产品的质量不确定性。原因是：①客户通过浏览接触产品，而产品的数字化则使客户对产品的了解无法像传统般对产品进行全面的了解，客户只能从电子商务网站上了解到产品的价格、性能和大致的外观等，无法真正了解产品的质量，数字产品更是如此；②INTERNET上信息的真实程度，无法得到识别；③目前INTERNET不属于任何组织管理，厂商并无法保证信息能够完全的、不被恶意修改的传递到客户手中，客户对此产生怀疑态度；④大部分网站高额的维护费用，形象包装和广告推广费用，网上商品的价格不具有明显的竞争力，一些网站为了生存，采取低价策略，用假冒商品替代，价格不一致，导致“柠檬问题”。上述问题的产生，是网络产品的无差异化属性，也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克服这些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使客户能够对产品有差异化的体验，具体表现在无差异产品在不同商业运作方式网站所附带的增值不同，能够为客户提供的如支付服务、物流配送、功能更多的后台支持和网站功能及产品的相关信息服务。这也是产品策略个性化需求的因素。
3、企业经营方式的个性化需求
回顾十数年来从工业经济到网络经济的转换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企业的经营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致可归类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3．1从大规模生产到敏捷制造
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造就了工业社会。专业化的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单位成本，形成了规模经济。可以说，工业社会相对于农业社会的特征优势就存在于大批量生产之中。然而，大批量生产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者与使用者距离非常近，甚至是合一的，他可以制造出非常合乎使用者要求的东西。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分工越来越细。环节越来越多，生产者与使用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使用者的声音常常由于过长的生产——销售链而传不到生产者的耳中。
从第5代市场营销观念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到工业社会为克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而做出的努力：从亨利·福特的生产观念到产品观念，从推销观念到市场营销观念及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所做出的转变。但由于科技手段或称为时代的限制，此种分离只能在一定程序上得以缓和却无法完全消除。
但在网络时代，使用者重新加入到生产中，通过因特网提供的企业与顾客即时双向的交流通道，全球各地的顾客可随时了解一个企业的产品或业务，获得基于信息的服务，提出反馈意见，发出订单乃至根据自己的要求参与产品的设计。这样，企业的产品虽然可能由于顾客的个性化定制而各不相同，但是由于网络的作用，而仍然享有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即所谓“敏捷制造”。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工业革命而离异，现在却由于网络时代的敏捷制造而破镜重圆，融合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制作的优点，敏捷制造使得网络经济时代的产品不仅享有更低的成本，而且因此贴近顾客需求。借着信息技术，使用者和生产者已经合二为一了。
如果要以两个人（其人名也恰巧是公司名）来形象的说明这一转变，则最好的选择是“从福特（FORD）到戴尔（DELL），正如享利·福特首倡了大规模生产并成为其代表一样。戴尔却是敏捷制造或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Masscustomization）的先驱和典型。
3．2从商品经济到服务经济
工业经济向网络经济转变，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经济重心的角色转换。20世纪80年代经贸组织成员国净增的6500万个工作岗位中，95%都是由服务业提供的。美国企业家保罗·霍肯在《下一代经济》中提出：信息经济的对立面是特质经济。每一项劳动，每一件产品都包含物质和信息两部分，如果物质部分占了很大的比重，就是物质经济——即传统经济；那么，如果信息部分占的比重大，就是信息经济——即下一代经济。信息经济是“智能”占主导地位的服务型经济。
网络经济时代的服务性工作，与工业经济时代的服务性工作不同，后者只限于生产辅助性服务（如配送设施，银行等）和个人服务（如商业零售、家政服务等），而前者先包含4个层面：①个性化服务；②商业服务；③交通运输、通信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的服务；④信息、教育、卫生研究和政府部门的服务。这些部门的中心任务是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其中前3个层面在工业社会也会有涉及，但对社会的发展最有决定意义的正是第四个层面服务的增加。
网络经济时代，企业之间在产品质量和成本方面的竞争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竞争焦点将转移到服务质量上。IBM公司表示，该公司不是在从事电脑制造，而是在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服务。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说过，今后微软80%的利润将来自产品销售后的各种升级换代和维护咨询等服务，只有20%的利润是来自产品本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发展迅猛，目前的经营额已超过全球贸易总额的1/5。
3．3从实体经营到虚拟经营
虚拟化这一崭新的企业组织和经营方式，似乎以超光速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一经出现就迅速在全球开花。虚拟化正为世界经济提供一个全新的、倍增的拓展空间。其实，虚拟化经营说到底也是一种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效率的行为，类似这种行为早就存在于劳动分工出现后的人类历史中。但是由于交易成本，信息沟通等问题，导致辅助专业劳动无法社会化。现在，网络的出现，使得这种辅助劳动大规范社会化成为可能，也是目前为止最有可能提供个性化电子商务的模式。
网络经济从两个方面引发了虚拟化经营的出现：首先，国际互联网络虚拟化经营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企业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为取得竞争中的最大优势，可以仅保留其核心的功能，而将其他功能通过各种方式（如联合、委托、外包）借助外部的资源力量进行整合来实现。其次，市场情况和竞争方式的新特点，形成了对虚拟化经营的内在需求。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服务竞争的取胜条件，要求企业必须具备灵敏的反应能力和富有弹性的动态组织结构，即需要建立虚拟企业。
虚拟企业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企业界定模糊；信息共享、彼此信赖；专业人员地位强化；虚拟经理的出现。应客户要求，改变产品或服务的弹性大，由此带来虚拟企业的如下优势：有利于技术开发，有利于客户关系管理方式开拓市场，有利于共同筹资，有利精简结构，有利于专业化生产，有利于多元化经营。
3．4从价值链到价值网
由以上关于虚拟企及其合作和未来组织特点可以看到：网络经济时代，是传统价值链重新构造的时代。工业时代企业赖以创造和建立竞争优势的，由基本活动（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和辅助活动（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的管理——企业基础设施）组成的，已在企业内部强化了的一条价值链，在网络时代，将由虚拟化经营，更加专门的分工与合作和网络结构所代替。在网络结构中，自由职业者将增多，企业、团队乃至个人是一个个的节点或核心，承担着相当于传统价值链上某一个或几个环节的更加专业化的核心业务，其价值将由他客户联系的多少，亲疏和服务的满意程度来决定。只有采取这种方式，个性化服务在电子商务中的开展才能面对最小的阻力，以最灵敏的状态一一面对“新经济”下的多样客户。
4、成功案例简单分析
电子商务个性化的产品和个性化服务以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的成功案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4．1案例1
满足个性化需求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的成功者一定得谈谈PC零售业的巨头——Dell公司。Dell公司是由其创始人MichaelDell于1983年在其德克萨斯州的大学宿舍创办的，现在Dell公司年销售额可达180亿美元，共PC机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老牌的电脑巨IBM.、Hewlett-Packard和Compaq。Dell公司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与其独特的经营模式是分不开的。电脑销售，一般是通过商进行的，而Dell公司却采取一种直销模式即“按用户订单装配电脑”的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电话和互联网将自己所需的电脑组合、配置、型号等资料告知Dell公司，Dell公司就按用户的要求定制出用户所需的电脑，从客户订货到送货时间不超过36小时。此外，Dell公司还为其最好的客户创建了1500个个性化主页，使得他们可以直接获得公司的许多信息资料。Dell的个人电脑单机销售额年增长率为70%以上，远远超过整个行业的平均增长率（11%）。
4．2案例2
如果说Dell是把一个新兴的科技产业带入个性化的大潮的话，那么Amazon就是把一个承续上千年的书籍销售也带入这场大潮。
Amazon是一个虚拟的网上书店，它没有自己的店面，而是在网上进行在线销售。它提供高质量的综合节目数据库和检索系统，用户可以在网上查询有关图书的信息。如果用户认为需要购买的话，可以把选择的书放在虚拟购书篮，最后查看购书篮中的商品，选择合适的服务方式并提交订单，那么读者所选购的书在几天后就可以送到家门上了。Amazon书店还提供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例如，读者可以在拿到实质的30天内，将完好无损的书和Music退回Amazon。Amazon将原价退款。当然Amazon的成功还不止源于此，如果一位顾客在购买一本书，下次他再次访问，映入眼帘的首先是这顾客的名字和欢迎的字样；Amazon使用推荐软件对他曾经购买过的书以及该读者对其他书的评价进行分析后，将向读者推荐他可能喜欢的新书，只要用鼠标点一下，就可以买到该书了；Amazon能对顾客购买过的东西进行自动分析，然后因人而异地提出合适的建议。读者的信息将被再次保存。这样顾客下次来时就能更容易买到想要的书。
4．3案例3
如果说Dell和毕尽是销售有形的商品的话，那么前程无忧网就是地地道道的“人贩子”了。因为人人都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人贩子”的生意就是彻彻底底的个性化，为买家量身订做的了。
前程无忧网目前是业内公认的最大招聘网站，就北京地区而言，其网站收入占据了总收入的50%以上；他们的另一块王牌就是前程周刊，这份由前程无忧自办的报纸在武汉，西安、成都等内地城市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实，前程无忧所做的很简单，人才来找它，用人单位也来找它，它只要把各方面的资料整合后再搬上平台，本来没什么可个性的，但因人才这种特殊的商品，使得前程无忧网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就更加前程无忧了。
前程无忧网在2000年底就已经达到收支平衡，2001年收入达1.6亿，预计2002度可以突破2.7亿大关。就在本文成文前，本人收到来自前程无忧网的一封电子邮件，信中提醒我在其网站上注册的个人简历已经半年没有更新了，并建议我为了保证简历的实效性立即更新。前程无忧网就是这样做到对客户贴身服务。
5、结束语
由以上三个案例可以看出成功的个性化服务的电子商务化企业，无不是在其组织结构和产品组成上具有极强的敏捷性，要想在电子商务个性化的舞台上有施展空间的话，除了应意识到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趋势外，更应该理解满足个性化的动因和必然性。
参考文献：
[1]许统邦，宁亚萍，网络时代的个性化服务，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1期，2001年3月。
[2]高长明，当代水泥工业发展方向，水泥技术，1/2001。
[3]韩伟力，陈刚，董金祥，面向个性化服务的虚拟设计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第7卷第12期，2001年12月。
[4]赵林度编，电子商务理论与实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5]吴叔平著，电子商务的价值链与赢利模式，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实体经济论文 篇6
(一)社会经济状况
1.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014年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0.2%，尽管PMI仍保持在50%荣枯线以上运行，处于扩张期，但连续三个月的下降，表明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2014年1～2月份累计全国工业增长8．6%，同比回落1．3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9%，同比回落3．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8%，同比回落0．5个百分点；出口同比下降4．3%。以上数据综合显示，当前国内宏观经济企稳基础尚不稳固，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
2.市场需求疲软。
一方面，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减少。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进入萧条期，市场需求萎缩，对我国实体企业的影响之一就是进口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我国大批中小实体企业开工不足。另一方面，国内需求不足。首先，投资需求不足。由于受市场预期、融资困难等影响，造成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位放缓。2014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832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6%，增幅比2013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其次，消费需求不足。由于收入长期向资本集中、社会保障能力明显不足、经济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等原因，导致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足。
3.通货膨胀压力有所缓解。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CPI涨幅为2．6%，总体物价上涨温和可控，远低于全年的官方调控目标(3．5%)，较好完成了全年物价调控目标。进入2014年第一季度CPI增速为2．4%，继续保持物价温和上涨趋势，预计2014年通货膨胀压力将有所缓解。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看，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比上年略有下降，这将成为抑制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二是国内工业生产领域产能过剩，产品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三是粮食产量连续10年丰收，国内粮价已经高于国际价格，上涨空间有限；此外，猪肉价格持续低迷且当前生猪存栏较高，快速上涨的动力不足，以往影响物价涨幅的“猪通胀”将难以再现。温和可控的通胀水平，为中小实体企业降低原材料成本、抵消需求不足的影响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为政府制定调控中小实体企业的后续政策留下了空间。
(二)国家经济政策
1.财税政策利好。
2014年，我国政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扶持中小实体企业。一方面，税收优惠将继续向中小企业倾斜：2013年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并暂不规定减免期限；同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由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扩大到低于10万元，其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另外，要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区域范围、行业范围，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全部服务业实现“营业税改增值税”。同时，国务院强调抓好收支管理。经济增速趋缓等原因致使当前各地财政收入增速出现较大幅度回落，部分地方政府也出现了收“过头税”的情况。针对此现象，下阶段在狠抓增收节支的同时，会加大对征收企业“过头税”的督查力度。严格非税收入的管理，切实依法依规征收，坚决防止虚增非税收入和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情况的发生，最大程度减轻中小实体企业负担。
2.货币政策不宽松。
从2011年起，我国告别“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转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4年中央银行提出“货币政策灵活应对，增强前瞻性和针对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维持经济发展的稳定”的货币政策，预计未来依然会保持中性偏紧的状态。判断依据有三：一是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是高层确定的经济工作重心，去杠杆、去产能的压力巨大，从根本上制约了货币政策放松的可能；二是美元走强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我国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加；三是食品价格、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等持续温和上行，未来通胀虽然突破全年控制目标的可能性不大，但仍然存在一定压力。因此，总体来看，中小实体企业依然会面临贷款难的问题，甚至已经得到贷款的中小实体企业面临银行“抽贷”的风险也将加剧。
二、影响中小实体企业经济环境的深层次原因
软环境过硬、硬环境过软的问题是制约中小实体企业发展的根本原因。下面从构成企业经济环境的两个方面———社会经济环境和国家经济政策环境分别进行分析。
(一)社会经济环境
1.发展环境欠佳依然是制约中小实体企业发展的客观原因。
2012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清理取消调整460项行政审批项目。但是，政府部门仍然大量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以及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据调研，新建或改扩建一个采矿类企业，需要发改委、国土、煤炭、环保等多个前置审批手续，每个部门的手续又细化成很多程序，而且基本都集中在省级部门，前置审批手续全部办下来需要1～3年时间，甚至4～5年时间，等到所有前置审批手续办全，投资者看准的项目最佳时期可能已经错过。因此，导致部分企业只能一边违法违规生产，一边办手续。
2.要素配置不公平是制约中小实体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1)土地方面，大型企业用地指标多、中小企业用地指标少。
中小实体企业产业发展用地没有被统一纳入计划，在安排国家、省、市重点项目用地和中小企业建设项目用地上不能统筹考虑，未能满足中小企业在新建、改建和扩建中的合理用地需求，特别是在县一级用地指标少；相对城镇化建设，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指标多而工业用地指标少，一些好的项目因为没有土地而不能“落地”，制约了县域中小企业的发展。
(2)资金需求方面，中小实体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首先，中小实体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机构“惜贷”、“惧贷”。商业银行信贷发放偏向国有大型企业，对中小型企业敬而远之。其次，企业普遍存在资本金不足、不动产资产缺乏的现象。以山西省朔州市为例，大部分中小企业用地属于集体性质或租赁用地，所以不能作为银行抵押资产，导致贷款困难。这些都是影响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根本原因。
(3)技术、人才是制约中小实体企业发展的瓶颈。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用人难、留人更难。多数年轻人热衷于选择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大型企业工作，不愿意在中小企业就业造成中小企业的员工流动性大，“留不住”专业技术人才的现状。
3.市场准入不公平是制约中小实体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小实体企业市场准入条件高，仍然存在“进入难、壁垒多、遭歧视”的问题。中小实体企业在市场准入领域受到限制，尤其是一些城市基础建设及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方面，如燃气、水、电、供热等受到限制；另外，中小企业能进入的市场门槛不仅比大型企业高、甚至比外商企业高；而且，各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对外来企业、大项目有各种优惠政策，而对本土的中小企业发展关注不多，最后导致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却出现本土资金闲置或外流的情况。
(二)国家经济政策环境
1.产业政策频繁调整使中小实体企业“应接不暇”。
国家、省级层面产业政策缺乏长期性、连续性和科学性。如目前以“淘汰落后产能”为出发点的产业政策频繁调整，使企业应接不暇，投资大项目才是第一要务，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搞创新。一方面，给企业投资造成重大损失，压抑了民间投资激情；另一方面，造成由低端设备、落后设备的“产能过剩”转变为高端设备、先进设备的“产能过剩”，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财富。
2.扶持中小实体企业发展的法律环境不健全。
目前，适用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及条例不多，只有《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些法律、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优化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环境，但仍存在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一方面，政府自由裁量权较大，间接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进入和经营成本；另一方面，这些条例原则性的条文多，缺乏相应细致的配套措施和组织措施，可操作性不强；另外，在金融信贷、税收、技术开发、政府采购、人才培训等方面缺乏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保护法规，致使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诸多制约。
3.缺乏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的有效渠道。
一些涉及中小企业发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不够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制度不能严格执行，对中小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检查现象依然存在。中小企业缺少投诉渠道，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提出的行政复议等，政府部门不能及时受理、公平对待、限时答复。
三、优化中小实体企业经济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社会经济环境层面
1.保证保障生产要素公平供给。
政府要对中小实体企业的投资领域按照“非禁即准”、“非禁即入”的原则，全面放开竞争性行业和投资领域，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民间投资的新路径，使民间资本真正享受平等待遇；同时，市场社会环境要不断优化，不仅要吸引外来投资，还要吸引本地的中小企业家在家乡投资，并实行招商引资同等待遇。
2.健全支持中小实体企业发展的金融体系。
一是引导鼓励现有银行金融机构通过产品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快捷服务和个性化金融解决方案；二是大力发展小型金融供给机构，推进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资金互助社等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企业能力，通过吸纳、融合等路径将民间借贷市场“融入”当地金融服务体系，有效监管资金数额和流向；三是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完善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从借贷形式、相关手续、双方的权利义务、准入条件、融资使用范围、利率水平、税收征收、违约责任等方面明确界定行为准则。
3.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完善先进的企业信用体系，我国的企业信用体系建议以资源共建为手段、资源共享为目的，提高企业信用系统利用效率。即除了企业的基础信息和信贷记录等基础数据外，整合工商、税务、社会保障、公安、法院、质检等部门的信息资源，逐步建立起信用征集、信用评价、信用、信用监督和信用使用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服务平台，形成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企业信用评价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信用信息服务在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重要作用，减少信息不对称，优化企业融资环境。
(二)国家经济政策层面
1.制定各行业中长期规划。
不同行业的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有所不同。例如资源型企业最大阻力在于采矿证的审批，化工企业感觉环评压力大，商贸流通业对融资的需求大，制造业面临的是技术、人才短缺难题，农业龙头企业最大障碍是用地问题。因此，应针对不同行业出台不同的产业规划、鼓励措施和扶持政策，且不要频繁变动，一方面使得政策更有针对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使得企业不会盲目投资，节约社会财富。
2.继续减轻中小实体企业税费负担。
在当前中小实体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下，降税费、减轻企业负担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要“做减法”，扩大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一步减轻中小实体企业税费负担，提高企业利润率，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要“调结构”，目前的结构性减税更多的是扶持产业发展或中小企业的临时性举措，还没有成为一项基本和长期的税收政策，因此，建议要尽快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行业和地区范围，引导企业转型发展，以增强实体经济对社会投资和人才的吸引力。
3.进一步优化政府审批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