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论文最新7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一定都接触过论文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怎么写论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细致的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中国法学论文最新7篇。

法律认识论文 篇1

关键词：环境权；环境权利论；应然权理论；公民环境权论

一、公民环境权研究的现状

自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环境权初探》以来，关于环境权的讨论至今已有25年。众多学者都加人了环境权的大辩论，而且大部分关于环境权的论文都涉及到公民环境权论题。关于公民环境权的权利形态，我国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将公民环境权定位为法律权利；90年代，又有学者将公民环境权的权利形态定位为人权、应然权利和基本权利；21世纪初，又有学者认为公民环境权本质上是习惯权利。

1.20世纪80年代的法律权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公民环境权的法律权利论的代表是蔡守秋。早在1982年，蔡先生就分析了环境权的产生过程，并得出下述三个结论：第一，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环境权的提出是人类环境问题发展的必然产物；把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和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各国宪法、环境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一种发展趋势；环境权这个规范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之中。第二，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环境权表现为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第三，有关环境权的理论正处于发展时期，我国的法学工作都应该为建立环境权的科学理论作出贡献。总之，蔡先生将环境权视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弱势地承认了环境权与人权的关联。在他看来，环境权只是在发生学上与人权相连，其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

2.20世纪90年代的应然权利论

20世纪90年代应然权利论的代表是吕忠梅教授和陈泉生教授。吕教授从传统法律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出发，将环境权视为一种应有权利。用她的话来说：“环境权是为克服和弥补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在环境保护中的缺陷和不足而产生的一项新的权利。”吕教授主张，环境权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人权。吕教授的环境权利理论设计倾向于将环境权具体化，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她实质上将环境权民事权利化。

3.21世纪初期的公民环境权学说

公德近是21世纪公民环境权论的一位代表，在谷德近看来，环境权的实质是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他因而反对把自然、后代和人类整体视为环境权的主体。他认为，公民环境权本质上是一种习惯权利。他眼中的习惯权利是一种制度事实，由约定俗成的生活规则支撑。公民环境权只能是习惯权利的理由有：(1)环境权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2)环境权依靠社会习惯得以保障。公务员之家

徐祥民教授是义务先定论的代表，义务先定论者则从根本上否定公民环境权的存在，主张环境权是一种以环境义务的先行履行为存在条件的人类权利。。在徐教授看来，公民环境权论者所论述的以对环境要素和环境功能的使用为内容的环境使用权，都可以归人财产权和人身权；公民环境权论者所主张的公民环境权不能构成对那些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权利的制约。徐教授主张，环境权是一种自得权，它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是以自负义务的履行行为实现手段的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在他看来，人权发展的历史经过了初创期、发展期和升华期，三个时期的核心性人权分别是自由权、生存权和环境权。自山权的实现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不妨碍的义务，生存权的实现要求国家或社会积极地提供保障，而环境权是自得权，是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所谓自得就是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等待其他主体来提供方便，也不需要排除来自其他主体的妨碍。它的实现以人类履行自负的义务为条件。因此，在徐教授看来，现有的环境保护法以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为实现保护环境目的的手段是正确的。

二、关于公民环境权研究的反思

法律论文 篇2

在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中，经营者之间进行竞争是推动市场发展的动力，竞争可以促进价值规律的实现，也有利于实现宏观调控，并可以使消费者获得质优价廉的商品。但是，由于竞争的本质在于追逐利润，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为获取更多的交易机会，取得市场优势，一些经营者便采取了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假冒与仿冒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种。对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有规定，但是，已有的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如何判断、认定一种行为是否是假冒或仿冒的则不是很清晰。

一、仿冒行为的法定概念、特征和构成条件

(一)仿冒行为的法定概念

仿冒行为是指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1．《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项规定：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2．《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家工商总局第33号令)明确规定：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擅自将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做相同或者近似使用，造成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的行为。

(二)仿冒行为的特征

上述规定表明，仿冒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仿冒行为是对知名商品的仿冒行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仿冒行为就是一种对指明商标仿冒的违法行为，其仿冒对象具有特定性。

第二，仿冒行为是对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仿冒行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这种仿冒行为又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擅自将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做相同使用，一种是做近似使用。

第三，仿冒行为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受法律惩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可见仿冒行为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任何违法行为，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受到相应的法律处罚。仿冒行为属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也应承担法律处罚的法律后果。

(三)仿冒行为具备的条件

1、仿冒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即具有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故意。

2．实施了仿冒行为。只有仿冒的故意是不足以认定为仿冒行为的，还需具有仿冒行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其仿冒行为又必须具备两个要素：(1)必须是对知名商品的仿冒行为；(2)行为仿冒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必须为知名商品所特有的。

3．造成一定的结果。即造成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二、仿冒行为、假冒行为与冒牌商品行为的区别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的相关规定，假冒行为是指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冒牌商品行为是指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虚假表示，引人误解的行为。仿冒行为、假冒行为与冒牌商品行为是有区别的，具体如下：

(一)侵犯的客体不同。他们都是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但侵犯的客体着重点又各不相同。仿冒行为侵犯的是市场竞争秩序；假冒行为侵犯的是商标管理秩序；冒牌商品行为侵犯的是市场交易秩序。

(二)违法对象不同。违法对象是违法客体的物质承担者，违法客体是违法对象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仿冒行为的违法对象是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假冒行为的违法对象是他人的“注册商标”；冒牌商品行为的违法对象是他人的产品的“产地”、“厂名”、“质量标志”等代号。

(三)客观表现不同。他们客观上表现为都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却不尽相同。仿冒行为客观上表现为违反了对知名商品保护和管理的法律法规，擅自将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作相同或近似使用；假冒行为客观上表现为违反商标管理法规，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冒牌商品行为客观上表现为违反关于产品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擅自使用他人产品的产地、厂名或“质量标志”等代号。

(四)危害结果不同。仿冒行为造成和他人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具有损害竞争对手之目的；假冒行为是构成对商品注册商标的误认，对同类商品无法区别，具有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之目的；冒牌商品行为是造成对商品生产者、生产基地来源、商品质量发生误认，具有侵犯他人名称权和商誉之目的。

三、仿冒行为的认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对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来看，这种仿冒行为涉及到下列构成要素：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导致市场混淆和误认。这些要素也可以说是构成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条件。

(一)知名商品的界定

1．知名商品的概念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何谓知名商品并未作解释性规定。《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知名商品，是指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商品。第四条规定：商品名称、包装、装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商品即可认定为知名商品。

2．知名商品的特点

(1)该商品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知名度，即知名性。即对于市场的地域因素和人的因素。在多大的市场范围内享有知名度才可以构成知名商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配套规章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从行政执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市场经济才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偏好等差异较大，以全国作为地域范围认定知名商品往往是不现实的，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般按照地区认定商品的知名度，如依据省、市等市场范围认定知名商品，是比较妥当和符合我国国情的。

(2)为相关公众所知悉。在此的相关公众既指在与该商品有交易关系的特定的购买层，也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相关公众。

(3)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近似的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使用时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

(二)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界定

1．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界定

(1)名称。《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是指知名商品独有的与通用名称有显著区别的商品名称。但该名称已经作为商标注册的除外”。商品名称是对商品的一种称谓，有通用名称与特有名称之分。通用名称是泛指所有同类商品的名称，只能表示商品的类别，不能将此商品与彼商品区分开来，也即只具有类别上的区分作用，不具有个体上的区分作用。特有名称则是个体商品独有的称谓，这种称谓将这个商品与那个商品区别开来。

(2)包装。《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四款规定：本规定所称包装，是指为识别商品以及方便携带、储运而使用在商品上的辅助物和容器。

(3)装潢。《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五款规定：“本规定所称装潢，是指为识别与美化商品而在商品或者其包装上附加的文字、图案、色彩及其排列组合。”装潢附加于商品之上时，即成为商品本身的组成部分；附加于商品的包装上时，即成为包装的组成部分而作为商品的附着物，此时包装与装潢融为一体，对装潢的仿冒也是对包装的仿冒。

2．特有的界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同样没有具体规定，《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特有，是指商品名称、包装、装潢非为相关商品所通用，并具有显著的区别性特征。也就是说名称、包装、装潢须为知名商品所特有，即被擅自使用的名称、包装、装潢既不是普通商品的，也不是知名商品所特有的。

通用的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又可以称为普通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是指在某一领域内已被特定行业普遍使用，为交易者共同承认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通用的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起不到区分经营者的作用，无法也没有必要对指定的使用人进行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都是非通用的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

(三)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的界定

1．相同与近似的界定

所谓“相同”，是指所使用的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与他人的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一模一样，即在文字、图形、记号及其联合形式，以及其外观、排列、色彩完全相同。所谓“近似”，是指所使用的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与他人的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相似，致使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时加以普遍注意力也不免产生混同或误认的情形。

2．“使用”的界定

笔者认为应当扩大“使用”的范围，而不能仅从其字面意思上理解。“使用”应当既包括自己制造使用，也包括单纯地制造、销售他人的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自己并不使用而供他人使用的行为。所以“使用”应当包括制造、销售、使用，并且使用既包括自己使用也包括供他人使用。

3．对近似使用的界定

在实践中，相同使用的界定往往是比较清楚、容易的，即所使用的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与他人的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一模一样，凡有所差异的都不是相同使用。但是近似使用却不容易界定，界定起来比较麻烦，认定标准比较难以掌握。《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使用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可以依据主要部分和整体印象相近，一般购买者施以普通注意力会发生误认等综合分析认定。一般购买者已经发生误认或者混淆的，可以认定为近似。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界定：

(1)从外观上看，所使用的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与他人的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相似。包括文字近似、构图近似、色彩近似等。

(2)从后果上看，所使用的商品使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时加以普遍注意力也不免产生混同或误认。在此的消费者应当为一般消费者而非特别消费者。假如一般消费者加以善良注意人的普通注意义务仍不免发生混同或误认，则可认定为具有近似使用的后果。公务员之家：

(四)导致市场混淆和误认的界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对“导致市场混淆和误认”均做了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昆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规定：前款所称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包括足以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可见，误认包括实际误认和可能误认两种形态，即仿冒商品只要有引人误认的可能，就可以构成仿冒行为，而不必要求已产生实际误认。

法律论文 篇3

法律渊源与法的形式

（一）将法律渊源等同于法的形式的理解学界存在争论带着上述疑问，笔者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图书馆随机翻阅了中国学者编写的法理学教材（含专著）共一百一十五本，②涉及二十九家出版社，书籍出版的时间跨度从1981年2月至2010年6月。笔者感觉虽然作为法理学的基础概念，但是学界对法律渊源的研究却未成熟，这也是前述凯尔森对法律渊源定义失望甚至痛苦不堪的主要原因。研究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研究者混淆了法律渊源和法的形式。将法律渊源等同于法的形式的理解学界存在争论，存在着法律渊源与法的形式、法的形式渊源、法的形式意义上的渊源以及法的效力渊源几个概念的辨析问题。资料显示：赞成法律渊源可以理解为法的形式的教材共计三十四本；赞成法律渊源可以理解为法的形式渊源的教材共计二十五本；赞成法律渊源可以理解为法的形式意义上的渊源的教材共计十本；赞成法律渊源可以理解为法的效力渊源（效力来源）的有二十二本。让人费解的是，上述四个概念之间存在重合现象，比如，尽管部分教材对法的形式渊源和法的形式意义上的渊源两者概念进行区分，但是也有部分教材认为法的形式渊源等同于法的形式意义渊源；又如，赞成法律渊源可以理解为法的效力渊源的二十二本教材中，对于法的形式渊源与法的效力渊源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不区分法的形式渊源与效力渊源概念，将法的效力渊源概念包含在法的形式渊源概念中或者不单独定义法的效力渊源；第二类是区分法的形式渊源与效力渊源概念。法的效力渊源（效力来源）的概念是否可以被包含在法的形式渊源或者形式意义上法的渊源概念中或者说为何区分法的形式渊源和效力渊源，需要从法律渊源的研究历史中探寻答案。（二）原因分析法学在中国是舶来品，西方法学的各种流派和思想在中国法学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同的烙印，在法律渊源的研究上亦是如此。法律渊源的概念来自罗马法的“fontsjuris”（法的源泉）。外国研究法律渊源的学者对其有着不同的定义，《牛津法律指南》和《元照英美法词典》有如下的解释：（1）法的历史渊源，指引起法律原则和规则产生的行为和事件；（2）法的理论或哲学渊源，指那些促成立法或者导致法律变革的理论上或哲学上的原则；（3）法的正式或者形式渊源，指被认可的权威机关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力的原则和规范；（4）文献渊源，指法律文件记录及法律著作文献；（5）文化渊源，指那些没有权威性的、法官没有义务加以采纳的各种关于法律问题的文献资料。此外还有习惯。[8]258分析法学家约翰•奥斯丁（JohnAustin）的《法理学讲义》（SelectionsfromJohnAustin’sLecturesonJurisprudence，1863）指出了法律渊源一词的不明确性。奥斯丁重新解释了法律渊源，将之理解为法律规范效力的来源，即将法的渊源与者联系起来。克拉克（Clark）在所著的《实用法理学》（PracticalJurisprudence，1883）一书中，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法律规则从何处获得拘束力？第二，有争议的特定规则的内容是由什么决定的？第三，如果一个人希望了解法律，他必须到哪里才能找到它？法律是用什么形式来表现的？奥斯汀用法的渊源来指称第一个问题，克拉克则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称为法的渊源，将第三个问题的答案称为法的形式，并命名为“formsoflaw”。对于法的形式的概念，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作翔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郑成良教授为代表，刘作翔教授认为“法的渊源，也称‘法源’，或法律渊源，是指那些具有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法的渊源也叫法的形式，它侧重于从法的外在的形式意义上来把握法的各种表现形式”。[9]87郑成良教授认为，“法律渊源是法的创制方式和外部表现形式，是根据法的效力来源的不同对法进行的一种基本分类。也称作法的形式。”[10]56-57对于法的形式渊源的概念，以华东政法大学的徐永康教授为代表，徐永康教授认为“法的渊源作为法理学的专门术语，是指法的形式渊源，即指由不同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因而具有不同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的法的各种表现形式”。[11]237对于法的形式意义上的渊源的概念，以南京师范大学的公丕祥教授为代表，公丕祥教授认为“这里所指的法律渊源是形式意义上的，指由不同的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因而具有不同法律效力或法律地位的各种类别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一般又称为法律的形式”。[12]319-320对于法的效力渊源的概念，以北京大学的沈宗灵教授为代表，沈宗灵教授认为，“在中外法学多数著作中，法的渊源指效力渊源，即依据法的效力来源，而划分法的不同形式，如制定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判例法、以及习惯、法理等。”[13]303通过对法理学教材内容的比对，法的形式、法的形式渊源和法的形式意义上的渊源三者的概念类似于克拉克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法的形式），而法的效力渊源定义类似于克拉克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尽管有的教材将法的形式渊源或者法的形式意义上的渊源涵盖了效力渊源，但是定义并未离开上述观点的范围。新中国建立以后，苏联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和范围内让中国学者津津乐道，国内法学思想和著述受到苏联学者的影响不足为奇。华南理工大学的葛洪义教授认为，中国法理学界将法律渊源理解为法的形式渊源主要受到苏联学者的影响，但又与苏联学者在用法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大陆法系的思想对苏联学者亦有影响。葛洪义教授在编写的法理学教材中，认为“苏联学者一般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法律渊源一词：一种是法的形式意义上的渊源，指法律规范之存在的形式；一种是法的实质意义上的渊源，指某种可以制定法律的力量，苏联学者认为这种力量归根结底就是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苏联学者认为形式上的法律渊源的基本特征是法则的强制性，是国家为施行这些法则而发动的强制力量，以及它们对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由它们所建立的法律秩序之符合。”[14]415-416葛洪义教授进一步认为“采纳法律渊源就是形式意义上的渊源”的观点，强调了法律渊源与国家不可分的关系。换言之，法律渊源只能是出自国家机构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这种观点的优点是强调了现代国家在社会生活与生产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其不足之处在于似乎过于夸大了国家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社会的力量。可惜的是，上述定义无法让人满意，法律渊源和法的形式渊源概念依旧纠缠不清。

法律渊源的其他定义

（一）从法学方法论角度理解法律渊源山东大学的徐显明教授同样注意到了法律渊源与法不分的问题，“从立法的角度理解‘法的渊源’，是不恰当的。也许，换个视角─法的适用或法学方法论的视角─理解‘法的渊源’，这个困惑就可能被消除”。[15]247法律规范的适用就是指特定的法律人将一个法律规范N适用于由事实构成的一个案件C，得到一个正当的法律决定D；法律适用的过程就是一个法律解释的过程；可以用公式表示：S（法律渊源）TR（法律解释规准）Ni（法律规范）CF（案件）D（结论），如果没有法律渊源S，法律解释的规准（方法）就没有解释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渊源就是指法律决定的大前提或裁判规范的来源。因为法律渊源对特定法律决定的指出不是依靠它的内容，而是它的其他条件，即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制定的或提出的。徐显明教授认为，法律渊源就是指法律人必须、应该或可以提出的指出法律决定的权威理由。（二）从司法角度理解法律渊源有人认为，对法律渊源的研究，应当转向司法立场。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山东大学的陈金钊教授，他的观点历经从“将法律渊源理解为法的形式渊源”到“法律渊源应从司法角度理解”的过程。陈金钊教授对法律渊源的定义提出以下意见：第一，法律渊源不同于法的形式。主张在立法者立场上把法的形式当成法律渊源实际上是颠倒了法律渊源与法的形式的逻辑关系─不是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是法律渊源，而是法的形式来自何处是法律渊源。第二，法律渊源不同于法律的级别效力。级别效力的高与低是立法学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而法律渊源理论也必须探讨法律的级别效力，但这里的探讨是基于司法立场而不是立法立场。法律渊源理论是与司法方法论密切联系的概念，只有在司法方法论中，法律渊源理论才有其用武之地。各种规范性法律形式为法官裁判案件确定了其发现法律的大致场所，而其中的级别效力又确定了发现法律的大致顺序。第三，法律渊源不同于法律的社会根源。比如德国学者魏德士(RuthersBernd)认为，广义的法律渊源可以理解为社会学的法律渊源。但是，陈金钊教授认为，无论是法的直接渊源还是法的间接渊源，都是法院审判案件的依据。[16]61制定法等正式渊源解决了判决的合法性问题，而公正、法理学说等，解决了判决的合理性问题，这两个方面在构建裁判规范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17]395－399陈金钊教授认为，从认识论上，法律渊源是我们观察法律的视角，一种从法官的角度看待法律是什么的立场。我国的法学研究偏重于立法中心主义立场，这可能与我们过分强调政治对法律的影响、法律为政治服务、文化思维的整体性、忽视法治的价值有关系。

法治论文范文 篇4

一、法治的概念探索

东西方的学者都曾对法治的概念进行过定义，但是各国学者进行定义的出发角度却是各异的，因此也产生了各异的法治概念。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对法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法治是国家或政府必须服从的某些原则。

2?法治是制约国家或政府的强制权力。

3?法治是一种社会普遍存在法的观念。

4?法治是通过普遍的规则约束政府行为，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

5?法治是实施法律规范的原则、方法和制度的总体。

从以上几种较为普遍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西方学者也并未直接给予法治以某种定义，只是就其某方面或者说是最为根本的一个方面给予说明和定义而已。其实在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和法学史上，直接定义法治的并不多见。因为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所以，客观上来讲，对其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况且，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相同，不可能有同一语境下的法治概念。

尽管我们无法对法治定义一个精准而通用的概念，但法治本身所蕴涵的一些根本的性质和价值追求，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一样的。

二、法治的发展历程

在西方，“法治”这一术语最早由古希腊雅典“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提出。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法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法治国的方案，他说，每一个城邦都应该有法律的支配，假如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的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毁灭；然而，我们认为假如一个国家的法律假如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柏拉图之后，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在认真思考“由最好的一个人和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有利”这个问题之后，明确主张“法治应当优先于一人之治”，他说：“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法治的内涵作出了精致而完美的解释。以至于后来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学者对法治的理解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一解释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在探讨法治的含义的时候，仍然将“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和“良法”作为法治的应有之义。

在中国古代，几乎与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含义的同一时期，先秦法家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法家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中国当时儒家的“礼治”、“德治”而提出，并没有将其视为“法治”。

在美国，潘恩、杰弗逊将法治理论在治国实践中加以运用，并坚定的公布：在专制国家中国王是法律，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法律应是国王，国家权力源于宪法，而宪法来自人民的同意和契约。

从法治的发展历史来看，法治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人类文明和法理念的发展历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随着人类对自身关怀的增加，法律的作用不断增强，于是法治的概念产生并得到较好的发展土壤。但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及以后的时代里，人们对于法治的熟悉，更多的仍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视为统治者实施更好统治的工具，人们对法的遵守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即慑于法的威力而被动的遵守法律，以达到法治的效果。而中国先秦法家所提出的“以法治国”的方略更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如今，各国学者在吸收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含义的同时，也开始探询法治更为根本的东西，也即法治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

三、法治的价值追求

在如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实行法治是必然的趋势。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对法律的熟悉也达到较深的水平。从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和肯定，从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口号以来，人们不再束缚于君主的强权政治与特权之下。这种人文精神孕育了法治的心理、观念和思想。

在法治内涵及构造的探索道路上，同时也是进行着对法治的价值追求的探索。

（一）法律至上——法治的表象价值

在讨论法治的内涵及构造的时候，法律至上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法治构成要素。其实这种法治的表现形式也是其表象价值。应该说，法律至上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类一直致力追求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也即法律至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从西方学者对法治的不同定义来看，其共同点即是法律需获得至上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最根本表现即是政府和统治者服从于法律。

1?从法律获得普遍服从的角度来讲，法律至上应该是两个方面的。

一个方面是统治者服从法律，在如今的国家形态下，即政府及治理者服从法律；另一个方面则是人民服从法律。应该说，第二个方面的服从是比较轻易实现的，虽然违法现象不能杜绝，但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也已经有了较为健全的纠正机制。而人们关心的是政府权力受到制约。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的发展水平还离不开人的治理，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便是这个道理，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由法律来统治，但也不得不承认的人的作用。因此所谓将“法治”与“人治”相对立时，对立的也仅仅是在“法治”的状态下，“人”的权力受到了法律的制约，而“人治”的状态下，“人”的权力无限膨胀，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度，以至于法律至上只是至上于人民而至下于统治者，不成为真正的法律至上。因此，人们更为关心的是政府及治理者服从法律。假如没有政府及治理者对法律的服从，而这种法律也不能称其为是至上的法律。

2?从法律至上的语境来讲，法律至上应首先是有一个价值判定。

法律至上并非是法便至上。笔者是坚持“恶法非法”论。因此，在笔者看来，所谓法律至上也必须是良法至上，也即推崇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因为，法律至上不仅是一个事实判定，而应首先是一个价值判定。在有的学者看来，法律的制定本身就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因此，法律不能违反客观规律。而法律至上不仅是法律制定的问题也是法律运行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法律制定的时候应真实反映客观规律，而在法律运行的时候，法律规范应高于其他任何社会规范。所谓法律至上的价值判定，就笔者看来，其实也就是一个判定恶法与良法的过程。譬如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也有法律，但是希特勒的法律以及为执行法律而设置的党卫军、盖世太保等机构都是为了实施其种族灭绝政策的。而种族灭绝本身就是违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这种法律以及实施法律的机构不可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因此在那样的国家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即使该国中所有政府机构以及官员都是严格遵循法律而行为的。当这种法律本身就已经违反了人类发展客观规律的时候也就不称其为法，对其的遵守也不能说是“法治”。从这样一个例子来看，法律至上确实更应首先是一个价值判定的过程。

3?法律至上的最重要保证——法律高于权力。

法律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人类社会尚存的时候，社会的稳定，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都离不开法律，而法律不是自行发挥作用的，需要一定的机构来执行，因此完全抛开“人”的作用而谈法治也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所以在努力向“法治”国挺进的时候，人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而这里所谓的“人”，并非指人民，而是一国的统治机构。统治机构既是制定法律的权威也是执行法律的权威，因此在法治国中，统治机构的权力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法律应该是最高权威，而不是统治机构。具体讲来，即政府的权力应是有限的，行政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而干涉人民的生活。更直接的说法便是法律应高于权力。统治机构代表着权力，虽然法律经由这种权力而产生并具有强制力，但是这种权力在赋予法律以强制力以后也应该服从于这种法律的强制力，否则，法律的强制力便是不完整的，也谈不上进行法治。法律高于权力是法治的重要保障，也是法律至上的重要保障。现代法治只能以民主制度为基础，是对由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的否定。它的运作绝不可能采取传统的单向运行模式，即由政府或国家官员立法并实行从上而下对一般大众的单纯治理、执法和适用法律的模式，而必须采用从一般大众到政府以及从政府到一般大众的不断的立法、规范、监督、反馈和修正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

（二）人文关怀——法治的本质价值

以上所述法律至上只是法治的表象价值，而法治的最根本的价值应该是人文关怀，即对人类本身的关怀。法律的出现本身即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并不是为了阻碍其发展，因此，法律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而人文关怀中最核心的内容便是人文精神，它是人文关怀的直接表象，并且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人文精神便占据着各国思想家思考的一部分。

1?人文精神的涵义。

有学者将人文精神的要点概括为：（1）重视终极追求，执着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思想人格。（2）高扬人的价值，否定神和神学对人的束缚。（3）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在肯定人欲的合理，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亦反对人性在物欲中湮没。（4）谋求个性的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的价值，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5）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和熟悉领域的强制服从。

2?法治与人文关怀。

假如说从中世纪之神化世界到近现代的人化世界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伟大转折的话，那么，法律从神的奴仆转化为人类精神的象征则是这一伟大转折的直接后果。根据早期自然法思想来理解法的话，法即代表着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现今的以人为本，人类对自身的关怀不断增加，而这种关怀更是体现在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中。从根本上来讲，法律始终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也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工具，而人才是最终极的目标与关怀。

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公平、正义、权利，都需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从而赋予了宪法以最高的权威，因为宪法是这些人类基本权利的载体。可见人类其实是用法律来实现对自己的终极关怀的。我们不能把法律理解为完全工具性的东西，在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目标上，它也是工具性的，但是就其本身所体现的人类价值来说，它应该是价值性的。因此，要求法律至上的价值追求其实也是法治的人文关怀必然导致的趋向。在法学剥去神学的外衣后，法律所体现的便是保障一个个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即使在设定义务的时候也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法律至上其实也就成为本质上的人的至上。因此，法律规则的至上绝不是宣扬一种冷冰冰的规则理性，而是高扬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精神、人权精神和人文精神。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因中，虽然经济因素占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任何制度的构建都是为了使人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也好，无产阶级革命也好，资产阶级宣扬的理论或者无产阶级宣扬的理论，统统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解放人类自身，为了使人类远离于束缚之外。当然这种远离并非绝对的没有任何约束。所谓自由并非无限制的自由，因此法律的存在便是为了以一种社会公认的契约赋予人们以更大自由和行使权利的空间。法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深刻反映了人类追求永恒的正义以及用法律这样一种形式固定住自身权利的过程。规则是人类理性的要求，而规则所反映的内容则是人类自身人文精神的映照。

法治并不是单纯治人，法律至上也好，法律规则的普遍服从也好，其实都是法所反映的人类人文精神的需要。康德说：“人类诚然是足够罪恶的；不过他必须把寓托在人的人格中的人道看作是神圣的。在全部的造物中，人所希冀和所能控制的一切东西都能够单纯用作手段；只有人类，以及一切理性的造物，才是一个目的本身。”因此，在法治建构中，人并非法的对立面，人永远是目的，法永远是人的方式和手段。当法律的制定和运作的全过程反映人类人文精神的需要时，法律的至上性便成为这种人类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法律成为最高权威，才能保证人类的基本权利不被践踏，也才能保证人类得以实现对自身的关怀。因此，有学者也说：“法治：人类关怀自己的一种方式。”因此，从法治所要实现的本质目标上来看，都是为了使人类获得更为根本性的发展，而人文关怀便成其为法治的本质性的价值追求。

法律论文 篇5

在研究欧洲法律史的过程中，我发现法律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目前这种刻板的面孔的。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所提到的“爱情法院”（cour d‘amoris）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而对这一制度设置的探寻却使我发现了法律与人类生活的另一种关系模式。借助Andreas Capellanus（一位12世纪的教士和学者）的记录（即Tractatus de amore），我们得以窥见“理性化”（抑或“男性化”？）之前的欧洲司法制度的一些断裂和破碎的残片。正是这些在历史的“选择”中被“主流”所摒弃的 “残存记忆”，使我们忆起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一部名为《爱情论》的著作能够起到这样夸张的作用吗？诸位可不要被这本书的题目所蒙蔽。其实，用现在流俗的（抑或美国式的？）术语来表达，这是一部“判例汇编”，一部收集和整理variis iudiciis amoris（关于爱情的各种司法判决）的文献。很有意思吧？那就让我们来阅读其中的一则判例吧。 小伙子奥罗尔爱上了克莱芒蒂娜姑娘，而这位姑娘则声称自己已经心有所属。不过，她仍然给了奥罗尔一个“承诺”：只要她失去了目前的“情人” （amoureux），她就会接受奥罗尔的爱。不久之后，克莱芒蒂娜与德拉瓦尔先生结婚。于是，奥罗尔要求克莱芒蒂娜履行她的承诺。克莱芒蒂娜拒绝，因为她声称自己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情人”。这一纠纷最后呈现在了法兰西王后法院的女法官们面前（注意：这个法院并不象英国的Bench那样，男性当了国王是 King‘s Bench，而女性当了国王就成了Queen’s Bench.它是一个区别于男性司法机构的女性司法机构）。法院裁决奥罗尔胜诉。在判决理由中，该法院援引了1174年香槟省伯爵夫人法院的一则判例中对爱情和婚姻所做的区分：“情人之间彼此奉献他/她们所拥有的一切，而不受任何基于必要性的考虑的约束。而婚姻伴侣则不得不满足彼此的欲望，这是他/她们各自的义务。而且，他/她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拒绝对方的身体呈现（presence）。”基于对这一区分的认同，王后法院认为克莱芒蒂娜在结婚的同时丧失了原有的情侣，其承诺的条件因此得到满足。 这个判决所根据的并不是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一般化或普遍化的法律，其所救济或保护的也不是某种凝固的权利。它所采用的是一种决疑术（casuistry），一种根据案件所涉及的具体的人类困境而作出权衡的方法。它所关注的不是双方当事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而是他/她们之间的关系。 法国心理学家雅克·拉康对爱情法院的判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认为，爱情法院的司法决策体现了某种“女性正义”（iustitia）。它们关注到了“性本性”（sexuality）的三个不同层面：自我、他/她者以及自我与他/她者之间的关系。性是人的在世肉身所禀赋的属性，而自我、她/他者及其关系则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尽管参与这一建构过程的各种力量（或权力）都是以具有性属性的人类肉身为着力点的。在性的社会史上，爱情法院是女性参与上述社会建构过程的极少数实例之一，尽管女性在此过程中从未缺席，但大多数时候是作为客体，而不是行动者或主体。 爱情法院的另一价值在于它开启了一个女性的公共领域，或者说，它为女性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在场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空场景中，女性都仅仅是作为私人生活的参与者而存在的。即便是在婚姻、家庭这样以女性的存在为要件的制度设置中，她们往往也丧失了参与话语形成过程的可能性。 当代的女性主义法学是另一种开拓人类想象空间和生存空间的话语实践。令人惊喜的是，女性主义法学已经突破了男女平等的权利诉求， 而转向揭示和批判建立在男性生存体验和知识类型之上的权力/知识结构。传统的法治模型的确已经为女性提供了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是以忽视女性的存在和行动特征为条件的。这使得女性在传统的男性空间（比如行政机构、法院和立法机构）中不得不呈现出男性化的特质，以此来确保自己的“成功”。在公共生活的领域中，女性化的特征仍然受到歧视，不论这种特征是体现在男性还是女性身上。 女性主义法学的“硬核”并非要求女性在婚姻、家庭、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享有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它是要求在分配和界定上述权利的过程中、乃至在以法律为核心的整个现代性治理结构中加入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生存体验与思维方式。它是要求改变法律的单性繁殖特征，使法律不再呈现出单一的“雄性”（Masculine）特质。这也正是它的力量和精神所在。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艰辛的努力。 沿着《法律的性别(第2页)》的思路想下来，竟先想到法律的“性征”的问题，不知是不是自己体内的荷尔蒙在代替大脑发挥作用。 按我对郑文的理解，所提出的主要是中古欧洲的“雌性法律制度”与历史上居于主流的“雄性法律制度”的对立。而对立的标志是司法制度的“理性化”。也就是说，“理性化”实际上起着那条染色体Y的作用：与之相对应的“决疑术”则是染色体X；法律制度自身则是另一条染色体。但下文中思路好像又发生了偏移，转而强调“爱情法院”是“女性参与社会建构过程的少数实例之一”，说明白些就是一群女法官来审这个案子，裁断男女关系。这个特色就是雌性法律制度的第二性征。 不过，“决疑术”让我联想到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也是“一种根据案件所涉及的具体的人类困境而作出权衡的方法。它所关注的不是双方当事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而是他/她们之间的关系”，这类案子在三言二拍中还能找出一堆。而女法官审案则让人想到中国古代皇后“母仪天下”的权力。宋真宗朝朝臣惧内成风，刘皇后曾将大臣们的妻子都叫入后宫，当众严责其中几位太不像样子的夫人。（孙晓《中国婚姻小史》，光明日报版，1988，156页）一定程度上，这同样是一个关于婚姻、家庭制度建设的“女性的公共空间”，只是不像欧洲那样具备现代司法制度的形式。还有《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那则著名的故事说：一位骑士犯了死罪，落入王后手中发落，王后要他答出“女人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便饶他一死；骑士于是走遍天涯海角，最后发现爱情的力量让一位女士返老还童，于是悟到 “女人最大的心愿是有人爱她”，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人讨论一致通过，王后遂赦骑士无罪，并命其与返老还童的那位女士成婚。我觉得这个故事中法律同样具备郑戈开列的那些雌性性征。 但这种立论是否与我们的立足点有关。身为21世纪人，我们很容易将“理性—专业化—雄性”和“婚恋—罗曼蒂克—曲尽人情—雌性”联想到一起。而不去想12世纪人心目中的婚恋、法律是怎么回事。我对那个时代的感性认识主要来自《十日谈》和《巨人传》这类书，总觉得那时的人还有几分纯真精神，把儿女情长和国家大事等量齐观，法院也根本没自觉的负担起现代司法机关的公共职能。除了宗教上的问题比较严肃外，其他都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儿。法律中散发着人情味和罗曼蒂克也不足为奇。如果我们这些当代人要从中找些性征出来，就可能犯以 今喻古的毛病，把披头散发和草叶裙当成披肩发和迷你裙。除了郑戈找到的材料，我在上一段中不还找了好些出来吗。 换而言之，那时的法律制度不过是个天真未凿的小孩子，性征根本没 开始发育，说话都是细声细气，胸部都是扁扁平平，安能辨她/他是雄雌？ 其实，在我的思路中，法律的雄性性征所指的并不是司法制度的理性化，而主要是指以立法理性来统辖司法和行政的现代治理术。我倒是倾向于把采用 “决疑术”的普通法司法看成多少带有女性性征的法律模式。其实，在古典时期的罗马法（与查士丁尼之后的罗马法相对），关注事实独特性的女性性征也是存在的。当代立法理性的误区是寻找Universal的东西，而不是general的东西。 郑戈

法律内容论文 篇6

关键词：法律基础；案例教学法；应用模式

法律基础课教学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修课程，其教学目标不仅是在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更多的是让学生通过教师的教授做到知法、懂法、用法。由于法律基础课教学属于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将案例教学应用其中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效果意义显著，更能增强其实效性。因此，研究案例教学法在法律基础课的应用是提升课程教学效果的关键。

一、案例教学法的概述

案例教学实际上也可以称之为实例教学和个案教学，这种教学方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按照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准备和选择案例让学生学习相关的知识内容。在新课程改革之后，案例教学已广泛应用于教学领域。法律基础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在课堂上会形成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教师可以通过案例将课程的教学内容具体化，使学生可以用真实的案例深刻理解抽象的理论知识，并懂得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所学内容，从而让理论知识与实践相互联系，从理论上升到实践的高度。在法律基础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意义在于，通过现实案例的呈现可以让学生形成一种现实的学习氛围，设身思考和分析遇到的问题，有利于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做到懂法、用法。就目前的教学实际来看，法律基础教学在应用案例教学法的过程中还是有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案例选择不合理。相比于其他学科，法律基础课程在选择案例时有明显的区别，关键是要与时俱进，不能选择一些过时的案例，这样会与当下的法律条文相违背，同时也要贴近实际生活和社会热点，也不能选择一些法律关系非常复杂的案例，让学生去分析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例；其次是过分看重案例的讲解，反而忽视了案例教学的实效性，这也就是说教师所采用的案例虽然和课堂实训内容是相吻合的，但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太远，即使学生能通过案例理解教学内容，但却不能将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最后是过于偏重法律条文的分析。有部分教师在提出案例之后，会将大量的法律条文参入其中，目的是让学生学习法律条文的知识，但这显然是违背案例教学的学法目的，不能将抽象的理念实际化，反而是更为晦涩。

二、案例教学在法律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一）案例准备

案例的准备应满足三个要求，分别是满足教学目的、具有典型性、难易适当。法律基础课作为一门向学生普及法律知识的理论课，其主要责任就是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那么在案例的选择上就要具备一定的法律性和实用性。教师在准备案例阶段，首先就是要明确主题，拟定学生需要讨论和分析问题，以及通过问题的讨论之后需要起到一种什么效果，对课堂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这样教师才能面对突发问题和情况引导教学方向，控制教学节奏。此外，案例的内容应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在这个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要求对材料适当地删减或合并。在呈现案例的方式上可采用多样化的形式，自述或者多媒体，让学生能够感受一种真实存在的环境。案例只有具备典型性才能被称之为案例，案例不像讲故事，它是要通过真实情景的构建，让学生能够将课程中的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通过讨论和分析之后对问题作为判断和决策。典型的案例要暗含问题的处理办法，通过事件的叙述后学生可以通过相关信息找到案例中与教学相关的信息，刺激学生去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分析、判断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教学案例难易程度直接影响到了教学效果，不论难度过高或者过低都无法起到良好的教学。教师所准备的教学案例应契合教学目标及学生学习情况，在准备阶段就需要从学生实际出发，选择案例就需要注重难易程度。一方面，案例要让学生可以接受和认同，案例中涉及的问题是学生实际生活中能遇到的；另一方面案例质量也要高，其中的内容要引起学生的思考和共鸣，以便能够给学生启示。

（二）案例应用模式

1.辩论式。案例教学法应用辩论式教学模式是在于向学生提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让学生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而得到一定的思考空间，也为辩论式的案例教学提供相应的素材。通过辩论的过程中，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将学生的潜能开发出来，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讨论式。与辩论式相同，讨论式的案例教学同样是需要提出问题，不同的是需要学生去发现问题以及提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与他人交际的能力。在讨论式的教学模式中，学生主要是主体作用，并通过教师的引导从不同角度去分析问题。比如，在学习《自觉依法律己，避免违法犯罪》这个章节的内容时，有关于“加强未成年人预防犯罪的意识”的内容，根据教学内容，教师就可以确定“中专生应如何处理与家庭、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的讨论命题。教师首先可以根据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列举一些案例，以此引导学生讨论。如果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了异议的问题，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发表不同的意见。

（三）多媒体案例教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设备已普遍应用于课程教学中。多媒体教学具有教学容量大、教学直观生动、易引起学生兴趣等教学优势，同时也提高了课堂的教学效率。法律基础课案例教学模式与多媒体设备的结合可以更进一步体现出案例教学的优势，可以将传统教学模式中无法观察到的内容生动地展现出来，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学生对案例有着更深刻地理解，也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比如，教师在选择典型性案例时，就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组织学生观看《今日说法》《新闻调查》《道德观察》等相关的法治节目。

三、结语

要想在法律基础课中将案例教学法合理利用，关键是要做好案例的准备，教师在选择案例时一定要注意案例的典型及难易程度，因此，教师要根据教学要求和学生情况选择与实际生活贴近的案例，并采用多样化的应用模式丰富案例教学的内容。

作者：王艳 单位：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

参考文献：

法律法制论文范文 篇7

关键词：信用/信用权/信用法律体系/失信惩罚

众所周知，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秩序一定存在着某种道德支撑，法学界乃至经济学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信誉或者信用，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问题在于，法学界的使命绝不仅仅在于将法学或法律的作为委诸于一个伦理道德的范畴并且一推了事，民众对法律这个“社会关系调整器”的巨大期待更逼迫着“行之有效的法律手段”的施展。何谓信用？信用权是否为法定权利？征信是否为社会所必需？信用体系建设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保护如何协调？失信行为应当产生何种法律上之效果（比如惩戒）？诸如此类的困惑在伦理道德等方面固然有其产生的根源性和研究的现实性，但法律制度层面的廓清和构建显然也是当务之急。

一、信用的法律学定义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信任就是一种“存在性焦虑或忧虑”的心态[1]。当然，立足于实体法的民法来看，这样的定义未免凌空蹈虚。信用最基本含义，无非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之所以在人与人之间产生这种关系，是因为他们存在着交易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易风险，信用的底蕴即是在心理上对这种风险的忽视和坦然相对。关于信用或信任的基础，社会学家看到的是家庭和血缘关系[2]；文化和人类学家认为是长期的文化积淀即历史遗产；而经济学家则提出了重复博弈导致信任的基本假说[3]。那么，法学家的观察在哪里呢？

我国民法学界迄今为止对信用的诠释多达数种。[4]仔细辨析，不难发现其中的共识至少存在以下两点：第一，学者皆肯认信用是一种社会评价；其二，进一步来说，信用可被限定为是一种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社会评价。至于上述诸家学说的分歧，则在于对构成评价的基本内容认识不一，且界定都较为模糊，以致于阅读者很难从中准确捕捉到信用评价的基础性因素，即作为被评价的客体的具体内容或构成要素。除此之外，信用甚至还被分门别类予以专业化的定义。比如有所谓法律信用的概念，指的是“法律严格遵守其所明示的、确定的规则和内容，以它对公平和正义的理性追求和坚定实践所赢得的社会主体对它的信任。”“是法律作为制度规范整体所具有的信用，具体包括法律创制信用、法律运行信用、法律监督信用等”。诸如立法滞后、执法不严、司法腐败和法律监督失效等社会现象，均被认定为“当前法律信用缺失的主要表现”[5]。

考察世界各国信用立法的产生不难发现“,信用”在法律世界中的出现实则与社会信用体系的形成亦步亦趋，是因应社会信用体系的需要而产生，进而构成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中不可或缺之一环。甚至可以说，法律上的“信用”是对社会信用体系这一社会现实的理论回应，社会信用体系构成了法律上“信用”得以有效探讨的基本语境。就我国当前实践中所谓的“信用”活动而言，基本上体现为两类情形：一类是关于主体客观性的履约能力的评价，即反映主体客观上是否具有履约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就企业看主要体现为基础信息或身份信息，是对企业现状的分析，其核心是注册资本和企业财务；从个人看则体现为个人基础信息，集中表现为工资状况和职业选择，这些情况可以概括为信用产生的基础性或前提性要素。另一类是关于主体主观性的履约品质的评价，即反映主体主观上是否具有信守合约、如期履行的品质的描述。这种品质评定主要借助该主体过去发生的行为来判断。从企业看包括良好信息、提示信息、警示信息；从个人看包括商业信用记录，履约记录、社会公共记录和特别记录等。[6]如此归纳，构成信用的两大要素就是客观性的履约能力的评价以及主观性的履约品质的评价。二者系同时构成信用的不可分割的要素，就两者关系而言，客观履约能力仅仅是信用产生的条件而非信用本身，真正的信用，专指主观履约能力。也就是说，信用是建立在主体客观的履约能力基础上的关于主观的履约品质的评价。

当然，信用体系下所强调的信用虽然主要是指主观的履约品质，但客观的履约能力仍应归入信用范畴之中。因为：第一，没有客观的履约能力就根本无信用可言，一个企业或个人，即使主观上的履约品质再好，如果缺乏客观的履约能力，则不免“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即使是商业赊欠行为，其设定和发生除了良好的履约品质外，同样要以现在或将来的客观履约能力的获得为基础。第二，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没有主观履约品质的证明也能产生信用。生活中常见的信用卡申请就是典型的例子。可见，客观的履约能力和主观的履约品质构成信用的两大要素。信用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无非就是关于民商事法律关系主体上述两大要素的评价。客观的履约能力是信用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前提，主观的履约品质是信用发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等功能的核心和关键。

二、信用权的认定与界定

随着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命题的被强调，“信用权”及其制度作为信用体系架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逐渐凸现，其概念、性质、内容和保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受到学界的关注和争鸣。在主流的观点看来，信用作为对主体的一种社会评价，关乎主体的生存、发展，日益成为民事主体不可或缺的一种人格利益，应当在未来的民法典中确立其为独立人格权类型[7]。这种观点已为两部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所采纳[8]。理论之价值在于化解不同问题之间的冲突并寻求一种体系内的和谐，以达成对现实的最大限度的整体解释。以此观之，力主信用权概念的学说，也同样需要回答现实与理论的双重追问：“信用权”之创设是否是对信用体系的妥适的法律理论上的因应？此项创设是否遵循了民法理论的基本体系逻辑？

可能的疑惑，首先来自民事权利属性的追究。按照对民事权利下定义的一般方法，可以尝试将信用权定义为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其信用利益不受侵犯的权利。这种权利如果是人格权，按照人格权的本质要求，应是一种专属于民事主体的、与其生俱来的、不受他人侵犯的绝对权利。这样的定义带来两个问题：其一，信用权的专属性如何表现。以信用报告为载体的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已经作为交易的标的，这已不是理论的假设，而是交易的现实展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实然结果。退一步说，如果个人、企业享有专属性的信用权，那么，在征信业的运行中，征信机构对信用产品的开发和使用就必须以民事主体的授权为前提，这不但大大增加了信用产品的机会成本，而且可能使其失去效力支撑，使作为征信业支撑的信用中介机构失去存活的根本。所以，专属性的确认有违征信业运行的一般规律，与一国信用体系建设的宗旨不相适应。其次，作为一种绝对权、支配权、对世权，信用权所具有的对信用利益的保有、控制和不受侵犯的需求，与信用的(☆)生成逻辑、信用本身也必须表现为可公开的信息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遵循一般的认知逻辑，信用的形成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结合。所谓事实判断即是对于民事主体偿债能力的判断，该偿债能力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主要包括民事主体品德、能力和资本三方面的内容，具有客观性。具体来看，品德从其历史记录中判断，而历史记录是已经发生并且不可更改的；能力则主要从其年龄、商业经验、教育程度等判断，这些内容同样具有客观性；资本不言而喻更是具有客观性，资本信用就是资本带来信赖。正是基于事实判断的客观性，民事主体对于错误信息才具有异议权和要求修改的权利。价值判断则是第三方或社会对民事主体偿债能力的评价与信赖，这种判断则主要为主观判断，第三方或者社会在民事主体以偿债能力为主旨的一系列信息的基础上做出评价，决定对其信赖程度，从而决定对其是否授信、授信的额度多大，如前所述，此项判断才恰恰是信用的价值所在。无论从传统伦理文化而言，还是从当今市场经济而论，人性之美，莫过于诚实守信，一个人失去信用，就无人与之交往；一个企业失去信用，便无法在市场中生存；一个国家失去信用，则会扰乱经济秩序，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诚”为一切善法之源，人性之贵；“信”乃人生立世之本；“用”则是履行诚信的结果。因此，在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民事主体信用状况的评价，构成民事主体的信用利益，事关民事主体在交易中的资格、地位和利益空间，“信而有征”的结果为有信用，授信方可以决定是否授信；违诺不践的终局是失去信用。失却信用或信用状况低下，就可能丧失市场主体资格或者减少进入市场的机会。只有在信用信息充足且真实的前提下，这样的结果才可能出现。另外，信用既然是一种社会评价，它就应当具有公示性，能为其他人所知晓。不能获取的信息（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虚假的信息不是真正的信用，所以，信用的公示性要求信用自身也必须表现为信息。所有这些都与绝对权的权利本质不相容。因为，人格权的权利特征决定了权利主体以外的任何人不能随便支配和利用其信用利益，这与市场条件下信用必须可以成为交易的重要资源、信用产品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是征信机构的正当权利之间存在不能协调的障碍。

与已有的人格权客体的明确界分，是信用权获得法学上定义的另一个前提。信用是一种社会评价，既如此，其与名誉、商誉就有天然的同质性，在法学的视域内，信用的形成主要源于民事主体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债务人的资金实力、兑付能力、商业信誉等特殊经济能力是产生信用的客观基础，但仅有履约的能力而无履约的意愿，不能说明债务人有信用。在信用交易的过程中，交易达成时买受人虽然表面上支付的是信用，金融机构售出的也是信用，但信用本身却无论如何不是交易的标的，充其量，信用不过是交易标的物的担保而已。所以，正如自然人的肖像权许可他人使用、法人的名称权可以转让带来财产性收益一样，民事主体可以通过其自身信用的表彰作用，为自己带来财产性收益，但无法改变信用的人格利益属性。

当然，对民事主体信用的评价是社会公众的评价，不是当事人的自我经济评价，这种评价可能但不一定是肯定性的社会评价。换言之，信用包含有褒义的信誉（良好信用）,也包括一般意义的信用。良好信用包含明显的财产利益因素，该种财产利益并非为直接的财产利益，而是含于其信用利益之中，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能够转化为财产利益；损害信用利益，也会造成严重的财产利益损失。但是，考量在信用被故意侵犯的情形，一般而言，实施信用侵权行为的目的一般是妨害对方当事人的信用，造成其生计或前途等方面的不利益，并非是破坏对方竞争实力而谋取不正当利益。如果对上述观察不能提出有力的辩驳，那么关于信用权的主张就很难解释为何对民事主体信用的侵害和保护，并不超越既有人格权对名誉、商誉的保护空间。

事实上，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信用作为经济品质方面的评价，虽然是一种主观的社会评价，但其评价依据主要是过去交易行为的客观记录，其评价基础具有客观性和“量化”的特征，不直接或很少能关涉被评价人人格的评价。因此信用评价对于被评价人而言主要的是财产利益部分。现代信用社会所关注的，乃是信用给被评价人带来的财产来利益部分，客观的履约能力和主观的履约品质方面的评价都能给被评价人带来财产利益，如创造更多的交易机会、减少交易成本、节省谈判时间等。

最后，遵循有权利必有救济的逻辑，信用权应当与其他民事权利一样有相对明确的侵权责任构成。但是，对信用权的侵权救济是否客观且独立地存在，亦不无可探询之处。就国外情形看，在一些大陆法系欧洲国家，民法典规定了专门条款保护自然人和法人的信用（如《奥地利民法典》第1330条II、《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希腊民法典》第920条和《葡萄牙民法典》第484条，西班牙《个人名誉保护法》已经扩展到对信用即“商业上的名誉”的保护等）,没有专门规定的则适用民法典一般条款加以保护（如意大利，法院往往在一般条款之下塑造和论证信用权）。在比利时和法国，对个人或企业信用的危害，不过是一般条款所调整的内容，并没有被特别强调。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国家，信用基本上不同于名誉，法律保护自然人或法人的信用，其目的是保护主体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人格尊严和情感利益；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其对信用的保护与一般的隐私侵权、侵犯商业秘密、侵害商誉、不正当竞争、纯粹经济利益的损失等等往往要么统一，要么存在交叉，文献的检索不能证明在上述国家或地区已经形成了对所谓信用权的明确和完整保护。或者，至多只是对于信用被侵犯的救济按照名誉侵权、侵犯商誉、纯粹经济利益损失等标准加以确定而已。

如果立足于民事责任构成意义上的信用权侵害，那么至少需要解决以下疑问：其一，侵权人主观过错的程度是否应当考虑？轻微过失是否追究责任？如果考虑信用的特征、考虑公众知情权和社会公共利益、考虑社会信用体系的有序运行，信用权侵权的主观过错认定就应当不同国情不同考虑，同样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考虑，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供参考；即使一定国家一定发展阶段有相对确定的标准，也会因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大小而各异其趣。其二，赔偿责任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当然，如果信用侵权系征信过程中相关机构错误地记载或传播当事人的信用信息，甚至是故意制造或散布当事人的虚假信用信息，造成当事人损失的，相关机构自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各国立法均有明确规定，如《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第616、617条、《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第8条、《奥地利资料保护法》第28条、我国台湾地区《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第27、28条，等等。就各国立法例看，相关机构提供、记载、传播了当事人的错误信用信息，并因此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并不必然地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是贯彻“合理程序原则”解决。例如在美国，法院判断个人信用报告是否符合准确性的要求，主要看个人信用报告机构是否采取了合理的程序以确保信用信息的真实性，如果信用报告机构已经尽到了这样的注意义务，则即便存在信用报告不准确的情况，也不会被追究责任。[9]《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第8条规定“,非公务机关依本法或其他资料保护法，因错误或未经同意处理当事人个人资料，当事人得请求损害赔偿。”但是，该法第9条又规定，“处理或受托处理个人资料之公务及非公务机关，应采取必要之技术及组织措施，以符合本法规定，以及本法附则所列要求。但要求为必要措施之耗费，应仅限于其保护目的所要求之程度，有合理之相当性。”依此条款，相关机构对于确保个人信用信息的准确性所负担的责任不是无限制的，其只要尽到了“必要之技术及组织措施”,即使仍造成当事人损失，也可免除责任。但是“,合理程序原则”又是一个抽象和模糊兼具的认定规则。所以，信用体系运行规律和信用自身的特点就决定了，即使在以信用权被侵犯而判决的案例中，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也并不能如一般的人格权侵权、财产权侵权一样加以认定，或者说，判决在更多的情形下挂的是“信用权”之名，行的是名誉、商誉保护之实。其实，梳理国内外就信用利益保护的态度和做法可以发现，这样的路径选择足可敷用：如果信用的评价存在问题，即低信用高评价或者高信用低评价，民法既有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名誉权、商誉权的设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可以提供保护；如果信用征信中相关机构侵犯了个人的隐私信息，属隐私权保护的作用空间，侵犯了企业的商业秘密，属商业秘密保护的作用空间。

应当说，在民法中民事主体的权利体系框架内，将信用权确定为一种具体的人格权，以表明信用及信用权在民商事活动中的重要性，与民法的价值追求以及主体权利发展的逻辑并无违拗之处。但是，正如法律思维本身所要求的，事实的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妥当性替代真假性，多元性胜过一元性，所以，在信用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信用权的确立是必须和唯一的进路，如果我们衡量信用信息的准确内涵，尊重民事权利的生成逻辑，从“评价”作为法律客体所具有的独特的外在性出发，将原本是名誉组成部分的信用评价与被评价人的人格关联部分交还给名誉权来调整，那么，可能剩下的与被评价人财产利益的关联，才是信用权的本质所在。三、信用的民法上的保护和救济

信用是社会的基础，作为客观规律，其存在甚至超越人为的设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0]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制度不过是各种能够促进和保障信用的方式中的一种，而且可能未必是最经济但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信用的产生来源于交易的需求，而交易又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因而社会的变化带来了信用的变迁。就我国社会而言，经历了一个由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信用关系也因此经历了学者所谓的由身份信用到契约信用的发展历程。身份信用的约束力量来源于道德准则，而契约信用乃为商业交易而设，其约束力量则必须来源于法律的强制。促进信用的法律制度是多方面的，甚至可能在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地方，比如《物权法》[11]。

应当指出的是，世界上所有的法律都鼓励诚实信用，惩戒虚假诈欺。虽然法律上不可避免的漏洞会给奸蠡玩法以可乘之机，使得法律对道德和信用问题的产生具有表面上的“联系”；但是如果一定要将信用问题归结为法律问题，以为社会诚信创建主要依赖于“完备的”法律制度建设，多少还是有点“忽悠”。信用体系本质上是一种事前的防范和作用机制，信用的塑造目的在于通过对主体行为的合理预期，实现信用交易的正常进行[12]。而法律，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作用。所谓信用或信任的危机，无非就是社会成员相互交往过程中由于缺失有效性承诺而导致的缺乏基本信赖之不确定乃至不安全关系状况；对症下药的理解，法律制度的功用，应当也主要在于此项信赖的维护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