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万历十五年》（最新3篇）》

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需要好好地就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如何写读后感才能更有感染力呢？这次为您整理了简评《万历十五年》（最新3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 篇1

很早就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推荐，但一直没有机会阅读，毕竟是历史方面的书，和日常生活和工作交集不大。暑假期间偶然机会借到这本书，用了1周多的闲散时间阅读完。

本书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所著，1976年就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本，本书不单单是一本历史书，书中通过历史文献的研究从财政、人事、军事、政治、哲学、阶级等多个解读来解读明朝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

在书中黄仁宇先生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新角度和方法，提倡用大历史观来研究历史(大历史观提倡“将历史的基点退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在这本书中就是通过研究万历年间6个主要人物作为横截面来研究整个明朝，甚至整个封建社会。

阅读时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1、封建制度越来越登峰造极，皇帝越来越沦为一个符号或者“牌位”。这和之前上学时学历史和平时看书看到的结论不同，之前的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集权达到顶点，明朝废除了丞相，清朝设立了军机处，只是作为皇帝的顾问和行政秘书，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无上加强。

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确是皇权在封建社会后期更多作为一个象征出现，真正起到统治作用的是一大批文官集团，这些文官集团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任何行为举止和言行都做出了规定，皇帝在公开场合翘个二郎腿也会受到文官集团的劝谏。文官集团不要求皇帝有多么文治武功，也不需要锐意进取，只需要作为一个表征在那里就可以。

2、认识到了更丰满的历史人物。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在描写或评判历史人物时往往一笔带过，如果我们只通过历史教科书来了解历史人物那就真的是管中窥豹了。中学以后通过网络、图书也了解了一些历史人物，但这些了解都很片面，缺乏专业性。

在书中的6个人物中，比较感兴趣的是张居正，戚继光，这两个人物耳熟能详，在看本书之前也在别的地方听说过两位的大名，但是还比较浅显，印象中他们都是为当时朝代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尤其是戚继光抗倭胜利还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里面，理所当然认为戚继光是大英雄，大豪杰。

看了本书之后才对两位名人有了更丰满的认识，他们不仅有光辉伟岸的一面，也有在当时环境和自身条件约束下“阴”的一面。张居正作为万历朝的首辅，

万历皇帝的老师，深得皇帝信任，大权在握，为改革财政制度，支持军事改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生活奢华、任人唯亲、不择手段等为当世文官集团所不齿的劣迹。

戚继光作为明朝中后期最为重要的军事将领，创立新军，创新军事技术、整肃军纪，清剿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同时他的专横跋扈，对首辅张居正的密切接触也广受诟病。但是戚继光仍然作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书中对戚继光的描写有一句话很中肯，“戚继光的才能不是说彻底变革当时社会制度，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下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做到局部改善。”

在阅读时发现另外一点，书中几乎所有的数字、对话和任务关系都有相应的文献支持，书后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足以证明著作的专业性。

当然了，由于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提出以上感想只是一家之言，也不能对本书提出更专业的解读。书中一些说法和结论还需要多次阅读、思考和推敲。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感悟 篇2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创作背景 篇3

黄仁宇在1959年完成其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后，感到自己对明代的财政制度只有一知半解，为了解决自己的疑惑，于是开始广泛搜集明史资料，另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有关的新旧著作，耗时7年，于1978年写成《万历十五年》。